隨想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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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我在序文裡提到英譯本中整章的刪節，並且表了態，只是因為編輯同志來信說：“我們發現英文版有較大的刪改，據說是你親自為外文版刪改的。”他們“徵求”我的意見：世界語版的內容以中文原本為根據，還是按照刪改過的英文版。

這樣一來，我不得不表態了。其實我早就應該講話。從一開始我就不滿意那樣的刪改法。但刪改全由我自己動筆，當時我只是根據別人的意見，完全丟開了自己的思考。這“別人”便是中文底本的責任編輯，由他同我聯絡，底本大概也由他定稿。他的理由似乎是：一切為了宣傳，凡是不利於宣傳的都給刪去，例如在地上吐痰、纏小腳等等等等。他的意見我全部接受。大段大段地刪除，雖然我自己也感到心疼，但是想到我的小說會使人相信在中國不曾有過隨地吐痰和女人纏腳的事，收到宣傳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滿足，而且英譯本早日出版，還滿足了我的虛榮心。此外，我還有一張護身符：“政治標準第一”嘛。我在“雙百”方針發表前交出了刪改本，英譯本則在反右運動後出版，我害怕犯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作家，不愛護自己的作品，卻拿它來獵取名利，這也是一件可恥的事。英譯本可以說是照出我的“尊容”的一面鏡子。讓我牢牢記住這個教訓吧。

現在，我的座右銘是：

儘可能多說真話；

儘可能少做違心的事。

十月四日

一封回信（1）

一

瑞士作家馬德蘭·桑契女士最近訪問上海，留下一封信，要我回答她的問題。她這樣寫道：

我一九七五年來過中國。當時我要求會見作家、訪問出版社，不成。我要求給我文學作品閱讀，我卻為人們所提供的作品形式的貧乏而感到吃驚其中敘述了革命，但並沒有文學，或者至少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謂的“文學”。

現在，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了一些根本的變化？形式在中國是不是也變得重要起來了？您是怎樣看待這個變化的？您說過：“要相信未來。未來將是美好的。”您怎樣看這未來呢？中國目前出現的西方化的傾向太顯著，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一些苗頭，您以為它是不是可以克服的呢？

二

一九五六年鳴放期間我寫過文章，勸人運用獨立思考。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我又否定了自己。後來吹起了一陣暖風，我的思想稍微活動起來，於是“文革”發生，我被打翻在地，還有一隻腳踏在我的身上，叫人動彈不得。“四人幫”垮臺以後，我又站了起來，而且能順著自己的思路想問題了。對每件事我都有個人的看法，對有的問題我考慮得多一些，有的考慮得少一些，不過總是在用自己的思想考慮。我常常想，最好等考慮成熟了再開口講話，但實際上我常常被逼著發表不成熟的意見。我想既然給逼上梁山，那就說吧，橫豎是說自己的話，說錯了就認錯，受到責難，也不算“冤枉”。

桑契女士的信在我的書桌上亂紙堆中睡了十多天，終於給找了出來。無法避開她的問題，我寫了下面的回信。

三

“我生病，行動不便，沒有能接待您，請原諒。您要我‘用書面回答’您的問題，我寫字困難，只能簡單地寫一點；而且，當然，只講我個人的看法。作為一箇中國作家講話時，我也並不代表別人。

“一九七五年在‘四人幫’專政下，我還是一個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一個‘新社會’的‘賤民’，我早已被趕出了文藝界，您當然不會見到我。您也不會見到別的寫過文學作品的作家，因為他們全給趕到‘五·七’幹校或者別的地方勞動去了。‘四人幫’用極左的‘革命’理論、群眾鬥爭和殘酷刑罰推行了種種歪理：知識罪惡，文化反動，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加速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他們害怕反映真實生活的文藝，他們迫害講真話的作家。他們開辦‘工廠’，用自己發明的‘三突出’、‘三結合’等等‘機器’製造大批‘文藝作品’，他們得意地吹噓‘你出思想，他出生活，我出技巧’三結合的方法如何巧妙，可是他們製造的‘作品’都是他們用來進行政治陰謀的工具。在那一段時期出現的‘作品’裡，既沒有生活，也沒有革命，更沒有文學。有的只是謊言。不到十年，它們全給扔進了垃圾箱。

“現在的確有了像您所說的那種根本的變化。‘四人幫’垮臺了，他們的‘陰謀文藝’破產了。作家們又站了起來，再一次拿起了筆，我便是其中的一個。在五十年代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們也給恢復了名譽，重新得到執筆的權利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