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錄-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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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先賢祠前廣場上停滿了轎車，我還可以到盧騷（梭）像前表示敬意。在協合廣場上方尖碑前我彷彿看見了兩百年前斷頭機上帶血的大刀。在短短的一兩小時內我回顧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兩百年間的道路。我對進步人類的前途仍然充滿信心。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感受，我個人的想法。這次在巴黎小住比較清閒，有時間觀察，也有時間思考，還有時間同朋友們閒談。我的確認真地想過了一番。在國內我常常聽人說，我自己也這樣想過：西方國家裡物質豐富，精神空虛。三次訪法，我都沒有接觸上層社會的機會，因此我並不特別感覺到“物質豐富”。同文化界人士往來較多，瞭解較深，用我的心跟他們的心相比，我也不覺得他們比我“精神空虛”，有一位華裔女漢學家一天忙到晚，我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她說她需要學習、需要工作，閒著反而不舒服。可是看她那樣生活，我倒感到太緊張，受不了。從國外回來我常常想到我們一句俗話：“在家千日好。”在我們這裡“個人奮鬥”經常受到批判，吃大鍋飯混日子倒很容易，我也習慣了“混”的生活，我不願意，也不可能從早到晚地拼命幹下去了。然而我能說那樣拼命幹下去的人就是“精神空虛”嗎？

我在上海家中晚間常看電視節目消遣。在國外偶爾也看電視。初看西方節目，覺得節奏太快，不習慣。看多了，習慣了，回到國內又嫌我們的節目節奏太慢。我知道過一個時候我又會習慣於慢的節奏。但是我忘記不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行車返回巴黎。這是星期天的傍晚，出去休假的人紛紛趕回城來，轎車一輛接一輛排成一根長線。我們的車子擠在中間隨大流飛奔。速度太快，我有點緊張，我想要是我們的車子忽然出毛病開不動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坐在我身邊的朋友彷彿猜到了我的思想，就帶笑地談起來。他說：“有一回我開車回城裡，車子比現在更多。我已經十分疲勞，但是欲罷不能。我像一個機器人在滾滾車流中向前飛奔。有一股巨大力量推動我，我停不下來。我要是停下，那麼幾十輛，幾百輛車子都撞上來，怎麼得了！我只好振作起來開車回家，好像害了一場病一樣，第二天睡了一天。我們這個時代就是這樣，大家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車，你得往前奔，不能停啊。別人不讓你停啊！”

這位朋友還講了一些話，我不在這裡引用了。關於他的事我本來可以多講幾句，不過我看也用不著了。“物質豐富”，那是上層社會的事，與他無緣。“精神空虛”呢，“精神空虛”的人是沒有精力和勇氣往前飛奔的！

最後我接受了瑞士蘇黎世市長先生的盛情邀請，九月三十日早晨告別了巴黎，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度過了難忘的一週的假期。

五月三十一日

知識分子（1）

去年年底我為《寒夜》——挪威文譯本寫了如下的序言：

我知道我的小說《寒夜》已經被譯成挪威文，友人葉君健問我是否願意為這個新譯本寫序，我當然願意。

《寒夜》脫稿於一九四六年的最後一天。一九六○年冬天在成都校閱自己的《文集》時，我又把全書修改了一遍。一個多月前我新編自己的《選集》（十卷本），又一次讀了全文，我仍然像三十五年前那樣激動。我不能不想到自己過去常說的一句話：“我寫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彷彿又回到一九四五年的重慶了。

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修復的“大樓”。我四周的建築物、街道、人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那些年我經常兼做校對的工作，不過我靠稿費生活，比汪文宣的情況好一些。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也放進了一些自己的東西。最近三四年來我幾次對人說，要是我沒有走上文學道路（我由於偶然的機會成了作家），我很可能得到汪文宣那樣的結局。我的一個哥哥和幾個朋友都死於肺結核病，我不少的熟人都過著相當悲慘的生活。在戰時的重慶和其他所謂“大後方”，知識分子的生活都是十分艱苦的。小說裡的描寫並沒有一點誇張。我要寫真實，而且也只能寫真實。我心中充滿悲憤。我不想為自己增添榮譽，我要為受難人鳴冤叫屈。我說，我要控訴。的確，對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我提出了控訴（　J’accuse）。我不是在鞭撻這個忠厚老實、逆來順受的讀書人，我是在控訴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那個“斯文掃地”的社會。寫完了《寒夜》，我有一種輕鬆的感覺，我把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徹底地否定了。

關於《寒夜》，過去有兩種說法：一說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