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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思想彙報。寫的時候總說是“真心悔改”，現在深刻地分析也不過是用假話騙人爭取“坦白從寬”。接著我又在一本練習簿上寫日記，並不每天交出去審查，但下筆時總覺得“文革派”就坐在對面，便主動地寫些認罪的話討好他們。當然我在短短的日記裡也記錄了當天發生的大事，我想幾年以後自己重讀它們也可以知道改造的道路是何等艱難曲折。總之我當時是用悲觀的眼光看待自己，我並沒有楊沫同志的那種想法，更談不到什麼勇氣。但即便是我寫的那樣的日記也不能繼續下去。到這年八月底幾個參加我的專案組的復旦大學學生勒令我搬到作協分會三樓走廊上過夜，在那裡住過了兩個星期，他們又把我揪到江灣復旦大學批鬥，讓我在學生宿舍裡住了將近一個月，然後釋放回家。我的日記卻不知給扔到哪裡去了。
一九六八年我向蕭珊要了一本“學習手冊”，又開始寫起日記來。我的用意不再是爭取“坦白從寬”，我已經看透造反派的心（他們要整你，你大拍馬屁也沒有用處）。我只是想記錄下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不過為了保護自己，我繼續“歌功頌德”。我每天在“牛棚”裡寫一段，儘管日記中並無違禁的字句，我不敢把日記帶回家中，在那段時間只要是自稱“造反派”的男女老少，都可以闖進我的家，拿走我的信件、手稿和別的東西。我以為把日記放在“牛棚”內，鎖在抽屜裡面比較安全。沒有想到不到兩個月，造反派、監督組忽然採取“革命行動”搜查“牛棚”，勒令開啟抽屜，把“學習手冊”中的日記和“檢查交代”、“思想彙報”的底稿等等全抄走了。從此我就沒有再寫日記。我不鬥爭，不反抗。我把一切全咽在肚裡，把我的“八月二十三日”也咽在肚裡。我深深感到內疚。
八四年一月二日
《茅盾談話錄》
在病房裡我讀到沈韋韜、陳小曼兩位同志的來信。我最近一次看見他們，還是在一九八一年四月我到北京參加茅盾同志追悼會的時候。這以前我每次去北京寓所拜望茅公（人們習慣這樣稱呼茅盾同志），總會見到他們中間的一位。這一次他們一起到招待所看我，交談起來我覺得茅公好像就坐在我們面前，我忘不了剛剛離開我們的偉大的死者。
我在三十年代就見過韋韜，他那時大概在唸初中吧，可是我們一直少有交談的機會，因此至今還不熟悉。和小曼同志相見更晚，只是在南小街的寓所中見過幾面。茅公逝世後，第二年我就在上海病倒，再也不曾去過北京，也沒有給他們寄過信去。我兩次住進醫院治病，加起來已經超過十個月，這中間我從探望的友人那裡知道一點韋韜夫婦的訊息，朋友們稱讚他們沒有私心，能夠遵照茅公的意願，把遺物獻給國家。我說我要寫封信向他們表示敬意，因為我也有這樣的心願。但是信並未寫成，我寫字困難。
他們的信卻意外地來了。信上一開頭就說：“有一件事希望得到您的幫助。”接下去解釋是什麼一回事：
自去年三月以來，上海的《××報》和《×××報》先後選載了×××寫的《茅盾談話錄》。這個《談話錄》是以記錄先父談話的形式出現的，因此社會上就當真把它看做是先父的談話，是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但事實並非如此。先父生前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談話錄》，而從內容來看，失實虛假之處很多，因此其真實性很值得懷疑。我們認為，假如這個《談話錄》傳佈開去，以訛傳訛，不僅有損先父聲譽，且對國內外的茅盾研究工作也有不良的影響。為此，我們寫了一則“宣告”寄給《××報》，希望他們刊出。為了及早澄清此事，免得別人把我們的沉默當做預設，考慮之下我們想您是先父的老友，希望您對此事予以關注。
隨信還附來他們的“宣告”和致編輯部信的副本。“宣告”簡單明瞭，給編輯部的信中對情況做了較詳細的說明，我想報社可能很快刊出他們的“宣告”，事實也就得以澄清。茅公生前做任何工作，都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苟，澄清事實便是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三年前我曾說過：“即使留給我的只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我也要以他為學習的榜樣。”今天我還是這樣想。我認為我們不應當做任何有損於茅公聲譽的事。
關於《談話錄》，我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看法。用記錄談話的形式發表的《談話錄》，記錄者在發表它之前應當向讀者證明：一，他所記錄的全是原話；二，這些原話全是談話者同意發表的。至少，發表這些《談話錄》的報刊編輯應當看到證據，相信他們發表的是別人的原話，因為他們也要對讀者負責。讀者信任他們，他們要替讀者把好這個關口。其實把關的辦法也很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