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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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話，不過為時已晚，他說：“我確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林什維克司令部團結起來的作用”但是，大會代表們只把這一宣告視為派別活動分子的又一次進攻。這兩位政治家想要改變以前他們違背列寧的意願而把斯大林保留在總書記職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經辦不到了。而且別的人誰也辦不到。普盧塔克談起馬其頓王時曾發出感嘆：如果我們認為亞歷山大獲得政權是命運的賜予，那就錯了。我們也可以發出同樣的感嘆。有人幫助斯大林掌握權力。首先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且違背了列寧的意志。

在這種條件下，在過去的爭論中遭到了慘敗的托洛茨基企圖“保住面子”，暫時採取了有彈性的立場。他在“十三大”的發言被季諾維也夫稱為“議會式的”發言而不是“代表大會式的”發言。在他看來，托洛茨基不是在對代表而是在對黨說話，並且企圖“說完全不是他心裡想的話”。的確，托洛茨基的發言非同尋常。發言的基本內容是反對黨的機關的官僚化。為了能說服人，他援引了列寧、布哈林的話，以一個革新者、一個維護黨的革命傳統的戰士的姿態向中央的領導發起進攻。托洛茨基斷言：“群眾思考問題比黨慢。”為了保持黨的“迅速而正確地思考問題”的能力，必須祛除像黨的機關的官僚制度這樣的小病痛。但是，托洛茨基把矛頭對準官僚主義，原來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說，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別活動。可見，官僚制度證明對黨的司令部發動思想進攻和政治進攻是對的。換句話說，他強加於黨的爭論原來是對中央、省委、黨的各級梯隊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種回答。這種見解有一定的合理的核心。但是托洛茨基關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黨。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戰士的外衣作為在口頭上粉飾自己的手段，以便為他對中央方針的攻擊進行辯護。雖然在黨內人們沒有忘記，正是他曾經是必然產生官僚主義畸形現象的“兵營共產主義”方法的倡導者之一。

可以說，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在發展列寧的民主化思想的事業中就已經踏步不前了。這就埋下了後來許多悲劇的根源。代表大會的代表們沒有執行列寧最後一次表達的關於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職位上調開的意志。中央委員們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徹底性，對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讓步，使黨後來付出了昂貴的代價。

說句公道話，可能許多中央委員是這樣理解的：如果撤換斯大林，無意中會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確的。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釁使自己名聲掃地的話，說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但是，選擇托洛茨基不會使列寧的多數戰友滿意，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幫助”才保住了他的總書記的職位。

列寧只是奠定了國家和黨的建設的民主基礎，但是他沒有來得及加以發展。我們只舉民主的一個方面為例：領導工作人員的更替。要知道，如果讓斯大林繼續擔任總書記職務，但是用黨章規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麼後來那種個人迷信的反常現象還是可以避免的。維多利亞女王、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爾·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國王禮薩·巴列維在位幾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們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擔任黨和國家的首腦，事實上沒受到任何東西和任何人的限制，這就不可能不導致變形。不可能！在列寧向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議《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中，我們看到了他的一個想法：必須革新黨的領導機關，劃分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的職能。民主的最初幼芽沒有得到照料，逐漸被教條主義、官僚制度、機械的行政管理辦法的更加茁壯的嫩芽完全悶死了。後來出現對“偉大領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奪黨的權力的外部徵兆。恰好相反。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鬥爭時，打出的口號是集體同他那種波拿巴式的作風即獨裁作風、同他那種一人獨佔領袖地位和滿足特大野心的奢望進行鬥爭。托洛茨基繼續利用他在國內戰爭年代撈取的政治資本，而沒有覺察到這點“資本”正在急劇減少，斯大林在批評托洛茨基妄想在領導機關中起特殊作用時，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種更為進步更為民主的選擇方案——“集體領導”。誠然，這種領導逐漸朝著有利於總書記本身的方向變化。斯大林已經為自己擬定了逐漸改變黨的領導核心的計劃。他應該從領導機關中加以清除的第一個人當然是托洛茨基。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變的發展。因此，“十三大”以後，政治局成員事實上沒有變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個席位。新參加政治局的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