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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法。赫魯曉夫由於同斯大林親近而“負擔沉重”，但他還是表明，承認良心有愧，晚些總比永遠不承認好。１９５５年５月底到６月初，赫魯曉夫來到貝爾格萊德，這是他勇敢地登上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講壇上的一個臺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命運留給斯大林的那幾年，對“領袖”來說，也是風風雨雨的幾年，就像十月革命勝利後他的全部生活那樣。他的關懷現已延伸到本國的邊界之外。在日丹諾夫首次稱為“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根據符合民族傳統、歷史經驗、具體情況的原則和特點，走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誰也不能否認社會主義友好大家庭中的各個國家所取得的成就。我們總的經驗具有永恆的意義。然而，斯大林的干涉，他堅持一個模式的要求，在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方面對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模式的培植，都給整個事業帶來了不少的危害。特別是在企圖採用斯大林的方法去清除持不同觀點的人們的時候，這種危害就更明顯了。斯大林根本不懂經濟，實際上他是要把蘇聯經驗機械地搬到那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但具有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這些措施的錯誤性質，大家是早已清楚了。
有理由認為，斯大林在死前可能已經意識到“一箇中心”的無效性。多半是他在“南斯拉夫的失敗”迫使他在自己的教條主義武庫中進行了一番檢查。斯大林對情報局逐漸失去了興趣，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南斯拉夫事件”之後，情報局又召開了兩次會議，後來就悄悄地銷聲匿跡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培植命令主義的做法，顯然是不成功的。
在這些昏暗的“冷戰”歲月裡，在社會主義陣營形成的同時，斯大林能夠認為是巨大的肯定因素的，恐怕只有以下兩個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各國人民維護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的強大運動的形成。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的形勢，特別令人不安。隨時都會有政治領導人喪失理智的情況發生。甚至連羅馬教皇都宣稱，凡是同情共產黨人的天主教徒，都將一律革除教門。到處都在“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很難相信，這些戰勝者強國剛剛過了三四年，就又站在了新的戰爭門檻上，而且這次是自己相互廝打。醉心於實力的美國，不能容忍又一個龐然大物的出現。在五角大樓制定了對蘇聯進行核轟炸的計劃。在這樣的條件下，斯大林繼續採取慎重的政策，一方面不斷加強軍事實力，一方面竭力不刺激自己昔日的盟國。的確，他沒有說過像毛澤東說過的話，原子彈是“紙老虎”，但是他多次向人民說明，在可能發生的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人民群眾。不錯，也有過這樣的時機，地平線上閃現出一道狹窄的亮光，預示寒風可能會漸漸削弱。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國際新聞社”歐洲分社社長金斯伯裡·史密斯從巴黎拍給斯大林一封電報：“白宮官方代表查爾斯·羅斯今天宣稱：杜魯門總統很高興有機會同您在華盛頓商談，閣下是否願意為此目的前往華盛頓？如果不願前往，那麼，您願意在什麼地方同總統會晤？”
次日，斯大林覆電說：
“我感謝杜魯門總統邀請我去華盛頓。前往華盛頓，我早就有此願望，我過去曾經在雅爾塔同羅斯福總統談過，在波茨坦同杜魯門總統談過。遺憾的是，我目前不能實現我的這個願望，因為醫生們堅決反對我做時間稍微長一點的旅行，特別是海上旅行或空中旅行”級紦矠斯大林建議會晤地點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加里寧格勒、敖德薩、雅爾塔、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同時他也清楚杜魯門是一定不會同意的。會談對他們毫無意義。總統認為，在美國有可能迫使蘇聯講出他願意聽的話。但是，我想，杜魯門會逐漸相信這種希望是不大可能實現的。斯大林是不願被人操縱的。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杜魯門誇起海口來》的社論，這也不是偶然的
在這個只能聽到士兵皮靴的踏步聲和武器丁當作響的寂靜而又不安的世界裡，突然之間意想不到地響起了第一次理智召喚的呼聲，儘管這種呼聲是多麼地微弱。１９４８年，來自兩大“陣營”的和平主義者聚會在弗羅茨瓦夫，在這裡起領導作用的是世界文化界的活動家們。這些比其他人覺醒早一些的人們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
最初對這一部分“知識分子潮流”還表示懷疑的斯大林，突然感到其中有很大的潛在可能性。他懂得，擁有原子彈武器的美國，實際上是不怕攻擊的。在這種情況下，戰爭就會把社會主義陣營置於極端不利的境地。因此，這就需要利用世界輿論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