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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諒。 里根總統到西德
Bitburg墓園去獻花， 受到猶太人激烈地抨擊，因為在同一個墓園裡葬著幾個德國
納粹士兵。二次大戰間血腥腥的罪行，對猶太人而言，不是一個會讓時間淹滅的歷
史，而是傳家之寶，戒慎恐懼的，一代一代要傳下去，深深刻在每一個猶太人的心
靈上。
四十幾年來，德國人又怎麼面對自己血腥的過去呢？“我的父親是納粹黨黨員，”
艾瑞卡回憶著，“但是他從來不談那段歷史。在餐桌上，話題一碰到被屠殺的猶太
人，他就走開，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歲，家鄉在萊比錫，卻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蘇黎世市立圖書館的
工作人員。
“因為他逃避這個題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覺得自己有沒有罪；猶
太人整體被屠殺的故事他當時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親是知道的！”開書店的烏拉說，“雖然他也向來不說過去。”
烏拉是個相當典型的德國“綠人”；反核、反戰、反汙染；支援女權運動、消
費者運動、東西德的溝通。“避免戰爭發生只有一個辦法，”她強調著，“就是我
們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個人都拒絕當兵的話，這世界根本不會有戰爭。”
有一天，就在她這樣高談闊論的時候，烏拉的父親突然激動地問她：“你知道
拒絕當兵的結果嗎？”
驚愕的烏拉聽著父親談起過去：“那些不願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樹林裡去槍
斃了，你懂嗎？你敢違抗規定嗎？”
“那是在父親去世之前不久。他顯得很難過，我大概刺痛了他本來保護得好好
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親顯然並不是無辜的，他顯然當時就知道納粹在屠
害猶太人，只是他沒有勇氣反抗”
今年55歲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訊社的資深記者。40年代，他是個驕傲的
“小納粹”，穿著制服，踏著正步高唱愛國歌曲，滿腦子“救德國”的理想。只是
個10歲的孩子，與童伴玩的遊戲卻是軍事部署，如何打敗敵國。德國投降，夥伴們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把撿來的槍枝彈藥偷偷埋在樹林裡，傷心地發誓，“將來
要重建祖國！”
“納粹的真面目，歷史的真象，我們過了好幾年才開始瞭解。”斯杜克抽著煙，
看著菸圈慢慢地擴散，深思著說：
“我認為德國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諒。”“可是40年過去了，你要一個民族背
負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難道德國人要永遠活在罪惡感裡，一代又一代？”反問的是
湯瑪斯，30來歲的經濟學博士。他與斯杜克對德國的歷史承擔有完全相左的看法，
充分地表現出代溝來。戰後才出生的湯瑪斯問一個許多年輕人開始問的問題：
“事情發生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為什麼要求我去繼續懺悔贖罪？更何況，
納粹的罪行其實也並非那麼舉世無雙的。俄國人的古拉格島、中國人的文化大革命、
中南半島的種族迫害，都是一樣的血腥——”
“不對，不對！”斯杜克用譴責的眼光瞪著年輕的湯瑪斯，火辣辣地說：“你
所舉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沒有計劃的殺人與迫害。跟納粹不能比，希特勒
那種有理論基礎、計劃嚴密、講究效率地消滅整個種族的作法，絕對是史無前例的，
比任何別的例子都要殘酷”
斯杜克猛搖頭，重重地說：“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與湯瑪斯所爭執的正是80年代德國的知識分子所關注的焦點：德國往哪
裡去？罪惡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國人不是個逃避現實的民族。從12年的納粹惡夢中醒過來之後，知識分子無
時不在進行對歷史的搜尋、檢討、批判。身歷浩劫的人（不只是猶太人，德國老百
姓本身其實也是戰爭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與烏拉的父親，固然對惡夢避之
不談，知識分子卻以刮骨療傷的態度面對醜惡的歷史。幾十年來，西德的報紙與雜
志隨時隨地都有關於納粹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