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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府發言人的責任，在對準了輿論界，將早已作好決定的政府立場轉達給
民眾。而作成決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謊、欺騙，不是發言人的責任。甚至於即使他分
明知道由自己嘴裡講出來的話是謊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斷，也不會有人指責發
言人為欺騙者。他只是執行任務罷了。應該負責的，是那個存心欺騙的政府；或者
說，是那個無法防禦欺騙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個人負起責任是不公平的，個人只是“制度”這巨大機器中一個看都
看不見的螺絲釘，機器在製造殺人的武器還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絲釘的責任。
可是，也有人認為人有充分的自主權，作不作螺絲釘都是自由意志的選擇。既
然是自由選擇，個人就必須為他所作的選擇擔負後果。劊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
舍刀他去，那麼他就成為兇手之一，因為他默許冤死的存在；而默許，就是促成。
發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傳播謊言，而不掛冠求去，那麼他就成為有罪的欺騙者，因
為他容忍謊言；而容忍，就是製造。
里根為了打擊卡扎菲，編造了一些假的新聞，由白宮發言人對世界宣佈。謊言
揭穿之後，國務卿的助理發言人Bernard Kalb面對滿室新聞記者，當場辭職。“當
工作與良知相牴觸時，”六十四歲的Kalb說，“我只能選擇其中之一。”
選擇了良知的發言人，顯然拒絕作一枚隨著機器運轉的螺絲釘。相當能代表十
九世紀美國浪漫思想的梭羅，對渺小的個人有著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國與
墨西哥打仗，當一個美國士兵把刺刀戳進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時候，他很可以說：對
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貪圖你的土地，挑起戰事，造成你的枉死，
但殺你實在不是我個人的責任。
梭羅沒有任何政治力量來對抗政府已作的決定，但是，他顯然覺得個人對一場
不講公理的戰爭有負責的必要，他選擇了拒絕繳稅，表示拒絕作一枚被動的螺絲釘。
對一個揮舞著刀、衝進墨西哥領土的美國士兵，梭羅等於在說：世界上沒有“奉命
行事”這回事。當工作任務與個人良知衝突的時候，你或者選擇良知，即刻辭職退
伍，後果也許是餓死；或者接受命令執行任務，那麼你就是個兇手，沒有自欺的餘
地。不管選擇是什麼，責任都在於個人。
當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羅說，如果每個人都有高度自覺，拒絕作個不負責任的
螺絲釘，那麼那場不講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劇之所以發生，都只因為
個人沒有認清人的自主權，隨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災難。
沒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為無罪的藉口，因為人唯一所該奉的“命”是
自己的良知。
猶太人天羅地網，萬里尋仇的狂熱行為就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的實踐；第二，就是猶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須完全為自己的行為
負責。實際策劃消滅猶太人的將領固然要血債血還，只是執行命令的軍官也難逃其
咎；受僱於納粹的秘書、技工、管理員，更是幫兇。二十來歲的老麥，沒受過太多
教育，作為一個管理員，他每天的雜務之一，或許就是開啟煤氣開關，一板一眼把
上司交待下來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說他是個奉公守法、克盡職守的工人。可是，他
開啟煤氣的那個小工作，達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慘死的老弱婦孺；換句話說，老麥是
個奉公守法的劊子手。猶太人在四十年後要制裁他，等於是制裁他缺乏自覺，不曾
作一個拒絕奉命的小子。上了賊船，為什麼不跳海離開？不跳海，就是賊。
“不跳海，就是賊”的賞罰原則對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個人
上了“賊船”要認得出這是艘“賊船”；也就是說，人要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
洞悉是非真偽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氣。認清賊船之後，即使不
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殺了，或者放火燒船起義，至少要拒絕同流合行，毅然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