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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名將。四川軍閥劉湘，企圖網羅人才，要給朱德一個師長的位置，朱德不幹。他後來回顧這件事時說：“劉湘之所以叫我當師長，是因為我的獨特戰術已經打出了名聲和威風。我用來擊敗敵人的是流動游擊戰術。這種戰術主要得自我在中國和法屬印支那的邊境線上駐軍時，同蠻子和土匪作戰的經驗。我從自己與土匪的散兵遊勇作戰的艱苦經歷中獲得的這種戰術，具有特殊的價值。當然我把這種游擊戰經驗同我從書本上和學校裡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了。我帶兵的特點是：我本人身強力壯，所以能和士兵們一起生活，與他們密切接觸，從而得到了他們的信任。不論戰鬥大小，我事先都要檢視地形，精心計劃。因為細心處理問題、親自領導部隊，我的戰術通常是成功的。我總要從不同的角度觀察敵人的陣地。我同老百姓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從而獲得了不少幫助。”（《紅色中國內幕》）
後來，朱德在國外求學，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國，他回憶說：“我那時旅行還帶有軍事的眼光，不論走到哪裡，一想就想到‘這兒要是打起仗來該怎麼辦’，於是腦子裡慢慢地就佈置起來了。”幾年後，朱德從德國來到莫斯科，進入一個短期訓練班專學軍事。講課的人是有游擊戰的實際經驗的。
朱德在訓練班當了隊長。蘇聯教官只是講一些戰術原則。朱德給學員具體講解小部隊如何同大部隊作戰，如何騷擾敵人，講戰術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儲存自己消滅敵人，以及如何偵察等。教官還講蘇聯內戰時期游擊戰的經驗。這些對於朱德來說，是最熟悉不過的了。所以在學員中數他領會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稱讚說：“朱德不是從表面而是從本質上真正懂得什麼是游擊戰。”有一次，蘇聯教官問朱德回國後怎樣領兵打仗，他回答說：“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拉隊伍上山。”可見，游擊戰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於朱德的心田。當他後來帶領起義軍上井岡山打游擊的時候，真好比是如魚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國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貧困和無知，因此農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個時期去當土匪。”在井岡山時，朱德走遍了整個山區，勘察地形和防禦工事，與當地農民領袖王佐和袁文才談話。他們對他講起土匪朱老聾子的故事。老聾子說過“你用不著知道怎樣打仗，只要知道怎樣包圍敵人就行了。”他們按照朱老聾子的話辦事，井岡山在他們這一生中從未被攻破過，儘管他們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還有弓箭。朱德說：“我學了朱老聾子的很多戰術，國民黨軍隊完全採用經常見到的日本軍事戰術，永遠以一路縱隊前進，前有前衛，旁有側翼。除了這些，他們就什麼都不懂了。可是我們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隊，進入他們的後衛和側翼，把他們切成幾片。這種戰術並沒有什麼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學會，軍閥們後來也想用來對付我們。他們卻失敗了，因為游擊戰術不但需要熟知戰鬥地區的地形，還要有老百姓的支援。”1928年5月至6月，朱德親自指揮紅軍三打永新，三戰三捷，他和毛澤東一起開啟了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新局面。當時他用以克敵制勝的法寶，不是別的，正是流動游擊戰術。一篇題為《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文章寫道：“前任白軍官官，在自願投入中國蘇維埃區以後，常驚歎說，他們生平才第一次遇見這樣一位指揮員，具有戰略上這樣敏銳的才智：敵軍的器械非常精良而充足，而他與敵軍作戰，決定理論上最複雜的軍事任務，卻極容易，極高明，也極清楚。”這樣評價是完全合乎實際的。沒有這種軍事家的雄才膽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沒有朱德身無片傷的今天。抗日戰爭中，有一次，朱德和國民黨將領龍雲同乘一架飛機去南京開會。在機上，他們談論起戰略戰術問題。龍雲認為游擊戰術對內可以，用來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則侃侃而談，先談了正規軍在正面作戰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後說：“共產黨有正規軍，也有遊擊兵團。我們的遊擊大軍，將以華北、東北、東南的敵戰區為大戰場。遊擊大軍，集散迅速，兵員眾多，要十萬有十萬，要百萬有百萬，將使敵寇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打國際戰有什麼不行？”這一席話說得對方連連點頭稱是。
朱德後來將他在平定匪亂的戰場中實驗出來的游擊戰術歸納為十六字訣，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有人曾認為這是毛澤東提出來的。據一位老同志回憶，朱、毛井岡山會師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親自聽宛希先說，朱軍長有打游擊戰的十六字訣。朱德自己從來不談他的貢獻。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