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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帶來災難，還是少牽累一些人吧。於是，在以後和侄女的來往上，他都非常謹慎。彭梅魁後來說到過這樣一件事：
一次她給伯伯送去一個牛皮紙的包裹，上面簽著張春一（彭梅魁的愛人）的名字。後來彭德懷退東西時，她又見到了這張牛皮紙，不過“張春一”三個字都被彭總勾掉了。後來給彭總送去的《馬恩文選》上也有“張春一”三個字，彭總又一次把這三個字劃掉了。
還有一次，她接到“專案組”的電話，讓她去衛戍區一趟。從衛戍區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錢和一個布包裹。信是彭總寫的，內容是這樣的：
梅魁：
我被捕後承你關照，從六七年起購置日用品和書籍，所費多少？我無法記清楚了。最近由我拘押處某負責人給了八百元，作為償還你的費用。以後不再麻煩你了。你也不要再掛念，以免妨礙工作。
現有一身藍布冬棉服，（志願軍皮冬服均已破舊），另有兩卷藍斜紋布，你拿去除作為還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條棉褲。
彭德懷
1973年7月11日
彭梅魁看著伯伯寫給自己類似絕交的書信，止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這以後、彭德懷和侄女再也沒有來往過，直到他已經死後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後一次見到伯父的遺體。
這便是彭德懷，一個喪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卻時時刻刻想著保護他人的安全。
應該說，彭德懷和彭梅魁的來往中是沒有什麼隱秘可談的，如果說一定要有的話，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寫的“關於彭梅魁的來往問題”的“交待”材料中保留了這樣一個秘密：在“1962年6月我寫給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長信，她看過沒有？提過意見沒有？”的標題下，他寫道：“我寫給中央的那封長信，她沒看過，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實，這封信的珍貴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儲存。但這除了說明彭總鬥爭策略非常機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條罪狀嗎？
2．7 將星隕落
“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後，戚本禹、關鋒在江青、康生之流的指示下，加緊了對彭德懷的迫害。
1967年4月以後，彭德懷被監禁進行所謂專案審查。
1967年7月，在北航的一次小型批鬥會上竟被打傷，致使肋骨骨折，臥床多日，生活非常困難。不久，經過周密的組織安排，在大造了聲勢的前提下，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和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鬥隊共同在北京航空學院操場上主持了約10萬人參加的批鬥彭德懷大會。他脖子上掛著沉重的大牌子，遭受著當時批鬥會上流行的一切酷刑。會後，又叫他從由人群築成的狹巷中低頭走過，經受當時人們所能想出來並付諸行動的各種折磨，接受拳頭、腳、唾味的考驗，以致當他走到人巷的一半時，便癱倒在地。69歲的彭德懷遊鬥回來後成了這個樣子：
兩個人從車上把他架到屋裡，進屋一直在床上躺著，到21時左右，起來喝一碗稀飯，走動時東倒西歪。22時自言自語地說：“這麼還了得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扭得太重太痛，手和胳膊都擰壞了，現在不能動”。
7月27日至30日，經常在凳子上扒著箱子靜坐，一坐就很長時間，問他為什麼總是坐著，他說：
“我睡下那腰疼得很，坐著好一點”。
除忍受肉體上的殘酷折磨外，這時的彭德懷還要忍受精神上的沉重打擊。各地報紙紛紛刊登批判彭德懷的文章，而且逐步升級、調子越叫越響，罪名也越批越重。
在林彪、江青一夥如此用心大造輿論的形勢下，彭德懷被很多單位相繼輪番批鬥，他的身心倍受折磨，已到殘燭年歲的彭德懷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但即便境況如此悽慘，林彪之流也未放慢迫害彭德懷的步伐。1970年11月3日，黃永勝審批並同意了彭德懷專案組提出要“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的意見，算是將彭德懷定了鐵案。
1973年春，經過十餘年的磨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彭德懷患了直腸癌。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才被轉到解放軍三○一醫院。在這裡，彭德懷的境遇並未得到改變，在一間陰冷潮溼的病房裡，門窗緊閉著，玻璃上還糊了層紙，照不進一縷陽光。他被限制了活動，不準寫字，不準聽廣播。除了書籍外，空曠和死一般的寂靜便是他的伴侶。怪不得戎馬半生、身經百戰的彭德懷大發其慨：“住在這裡比月婆子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