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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超過了八百人。
賀龍又輾轉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請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軍事報告》中記有：“賀龍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辦政治講習所，我們以政治關係想阻其實現未果。現已派（陳昌甫）去主持其事。”還說賀龍派了與省方有舊交的獨立旅長唐秉淵專程到湖南省黨部“找軍事、政治人才替他訓練軍隊，態度頗為誠懇。”
由此可見，當時賀龍不僅熱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傳隊員，還早與湖南的中央黨組織有重要的聯絡。
隨著賀龍傾向共產黨的態度日益明顯，特別是他堅持開辦政治講習所的決然行動，使中共湘西省委對賀龍日益重視。
當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報告》中有這樣的記載：
“川黔軍在湘西其首領袁（祖銘）、王（天培）、彭（漢章）、賀（龍）各不相下，入湘部隊實力以王、賀較大
我們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軍事上扶賀制王。第一點有三個理由：1．軍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離湘是他們的去路。第二點有兩個理由：1．我們對他們不能消極，必須拉一個有力者，於袁、王、賀中擇一；2．袁在歷史上絕無希望，王為保定系，賀比較與我們有聯絡，且對民眾亦較好。”
從這個報告可以看出，中共湘西省委對賀龍與他的部隊的看法還處於初期，態度比較謹慎。這個政治報告當時雖未引起上面的充分重視，但中共湘西省委對賀龍的基本看法是正確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當時的賀龍不僅“比王天培較左”，而且賀龍從思想到行動上是越來越傾向於共產黨的，並由傾向逐漸靠攏，由靠攏轉而擁護，直至最終加入共產黨。
自賀龍與周逸群結識以來，他們朝夕相處，結下了很深的情誼。周逸群能從政治上影響賀龍，甚至在關鍵處展開批評，賀龍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賀龍從軍事上鼓勵周逸群，有時訓斥幾句，周逸群也並不介意。一軍一政，兩人相得益彰，互為諍友。
然而，隨著賀龍對共產黨的日益信賴，部隊內部新與老、左與右的矛盾，逐漸顯露出來，政治情況越來越不平靜。這主要反映在周逸群和陳圖南兩人之間。
論出身，論門弟，論才學，陳圖南與周逸群可以說是旗鼓相當。但是，在賀龍部隊裡，兩人的作派截然不同。陳圖南自視甚高，喜歡空談理論，敏感，且氣量狹窄。由於他是賀龍的同鄉，且資深位高，在第一師中下級軍官中擁有一批親信，因而是一個頗有勢力的人物。人們最初以為，由於周逸群到來，很快得到賀龍的信任，使他相形見絀了，他對周的輕蔑可能出於嫉妒。可是後來的許多事實表明，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產黨，而陳是國民黨中的頑固派。
一次在上不上政治課的問題上，陳圖南與周逸群的矛盾公開化了。周逸群堅持政治課非上不可，他平心靜氣地申訴了許多理由，陳圖南卻面無表情地說：“我不聽你那一套。”
賀龍則完全支援了周逸群每天上一堂政治課的部隊整訓計劃。
還有一次，賀龍與陳圖南、劉達五等人在武漢流覽市容，當看到武漢三鎮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景象時，賀龍深有感觸地讚賞共產黨發動民眾很有辦法，陳圖南這時提醒賀龍：
“雲卿，你的思想越來越‘左’了。”
事實上，陳圖南早就看出賀龍心向共產黨，因此加緊了拉幫結派的活動。在軍官中，如果分為左、右兩派，那麼以陳圖南為首的一派就是右派。這一派的骨幹分子有團長柏文忠，營長陳黑、張松如、陳策勳，副營長趙福生、劉九同等。
陳圖南整日與這些人沆瀣一氣，並暗中勾結蔣介石，進行密謀活動。
1927年4月，賀龍奉命第二次北伐，開赴河南前線。出發前，陳圖南利用汪精衛集團不給發餉，士兵不滿的機會，唆使少數人鬧事，謀刺賀龍。然未遂，賀龍果斷處理，交武漢公安局槍決了陳圖南，迅速平息了騷亂。
鬧餉事件，當年在武漢曾是轟動一時的政治事件。雖使賀龍歷經風險，但確實增長了政治鬥爭的經驗，表現了堅定的革命立場，更顯示出他與國民黨右派的徹底決裂和在政治上歷經嚴酷考驗後的進一步成熟。
這一切是與優秀共產黨員、賀龍的良師益友周逸群分不開的。他的宣傳教育在賀龍思想轉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賀龍自己也說過，周逸群對他的影響，是對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動，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產黨。
2．4 南昌起義前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