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盪的鞦韆--是是非非說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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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榜樣的人。不論是她在和階級敵人作鬥爭，或者和民族敵人作鬥爭所經歷的嚴峻考驗都說明了這一點。特別是在革命陣營內部和黨內長期的不幸遭遇中所經歷的令人驚歎的反覆考驗更說明了這一點。”（引自《光明日報》1986年7月3日，賀敬之《致丁玲作品討論會的信》）

這一論斷，我認為比較客觀和切合實際。我引用在這裡，本文也就此結束。

一九八六年九月

周揚和我

于光遠

我不是文藝界人士，建國前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文藝工作也不關心，因此周揚在文藝工作中的是非功過、他和文藝界某些人士的恩恩怨怨，過去不了解，直到現在也還是不甚了了。知道的一鱗半爪不會超過許許多多評論周揚的人。但是我同周揚的關係應該說還是相當密切的。我同他相識的時間到去年已有50年之久，自信對他基本上是瞭解的，有機會我想寫一篇評論他的文章。不過今天我只想回憶我和他接觸的經過，想寫的那篇帶有評論性質的文章暫時放一放。

一

最近我寫了一篇《憶艾思奇》。文章分六小節：“聞名”“見面”“相識”“同事”“朋友”“不平”。這裡說的“見面”只是我見到了他，而他未必認識我，說不上相識。我和周揚的關係大體上也是這樣，連最後這“不平”也都適用。

在30年代，我聽說過周起應這個名字，算是聞名。1940年初延安自然科學研究會開成立大會，我同他都在主席臺上。我請人指出臺上都是些什麼人，指到周揚時我注意看了一下。這次是2月間的事。6月，延安開新哲學年會，我又把他在與會者中間辨認了出來。這是“見面”。那時他是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在延安，抗大、魯藝、陝公、女大這些幹部學校大家都很重視。但這些學校都不歸教育廳管。邊區普通中學沒有幾個，小學也不發達，周揚這個教育廳長的本職工作不會多。後來我讀了他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我想大概就是他當教育廳長時翻譯的，因為在那次新哲學年會上他提交給年會的論文的題目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

我和周揚“相識”也許就在1940年6月舉行的那個新哲學年會上。那時我早已知道他了。在那個會上我作了一個發言，我這張延安哲學界的“新面孔”，很可能引起了周揚的注意。散會後我有幸同毛澤東坐在溝口新開張的勝利食堂的一張餐桌上，而且我就緊靠他的身邊。毛澤東在餐桌上問了我的姓名、專業，講了一通哲學家要多學些自然科學知識的道理。這時周揚如果也在飯桌上，更不會不注意到有我這個人。但我們沒有交談過一句話。當然那時還沒有交換名片這樣的事，只能說互相認識，不能說“結識”。

我和艾思奇從“相識”到成為“同事”相隔有六年之久。我和周揚從“相識”到“同事”也相隔了四年。那是在1944年，黨中央決定重建延安大學，任命周揚為校長的時候。重建後的延安大學向正規大學邁進了一步。它下轄行政學院、魯迅文學藝術學院和自然科學院三個學院。行政學院的前身是歸陝甘寧邊區政府管的，為陝甘寧邊區培養地方行政幹部的學校。本來不出名。院長王子宜也很少有人知道。1942年後，這個學校在搶救運動中一度成為專門從事“搶救”後的甄別工作的地方。我也從西北局來到這個學校接受甄別。那時集中在那兒的人很多很多，並不上課，也不搞運動，只是住在那裡等“結論”。重建延大時它又變成一個真正的學校。它的地位比整風前—下子提高了許多。院內設有財經、教育、行政三個系。魯藝很出名，那時沙可夫任院長。自然科學院李強任院長。這兩個學校內也都設有若干個系，學習時間也比較長。三個學校加在一起是當時延安幹部學校中最大的。延安大學校長的職務，應該說是很重要的①。那時我在行政學院剛結束甄別，黨組織就沒有讓我回西北局，跟著行政學院到了延安大學，留了下來，成了周揚的部下。

但是如果不發生毛澤東指示延安大學開一門大課的事。我和周揚還不會熟悉起來。有一天，周揚把副校長張如心和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們：他才從毛主席那裡回來，毛主席指示延安大學開一門全校都聽的大課。這門大課應該包括三個部分：自然發展史、社會發展史和現實的理論和思想問題。毛主席還說自然發展史這門課可以讓于光遠講。周揚說，這門大課就由張如心、我和他自己三個人開。我先講自然發展史，接著張講社會發展史，最後由他自己講第三個部分。每週上一次課，每部分講四到六次，就在延安南門外的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