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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們再看看像什麼？”同學們依然回答說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師認為在他的公開課上竟然出現這種荒謬的答案是丟他的臉，他惡狠狠地再問，“你們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嗎？”他把“再”字說得震天響。那些同學膽怯地說，“像公雞”。老師提高嗓門再問全班一次，“中國地影象什麼？”全班齊聲回答，“像公雞！”
老師滿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壞的科研體制
中國學術界很好地繼承了中國教育界分不清楚學習與創造的衣缽，他們最大的問題是，分不清楚“數量”和“質量”。請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學者介紹：
“×××，教授，博導，我國××領域的權威。著有《×××××××××××××××》、《×××××××××××》專著，發表論文幾十篇。”
這份介紹的特殊之處是，它詳細列出了該教授所有書的名字，而論文的數量連個精確的數字都不給。中國學術界為什麼如此重視書而忽視論文，因為中國人相信，書的字數比論文多，更有“份量”。只是這裡的份量不是質量上的份量，而是重量上的份量。實際上，上面這位教授的那幾本所謂的專著也只不過是國外理論的介紹，除了可以起一個教材的作用，幾乎沒有真正的學術價值。
據說，一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中國有“家”嗎？）到美國訪問，拜見了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會見結束的時候，這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請諾獎得主送他一本專著。“我沒有寫過書。”諾獎得主的回答讓這位中國的經濟學家大大地吃了一驚：“您這樣的大師沒有寫過書？”“沒有，我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寫。”諾獎得主肯定地說。這位著名的中國經濟學家至今還沒有搞明白，一個人連一本書都沒有寫過怎麼能得諾貝爾獎？
中國學術界更為尷尬的是——說出來許多學術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們沒有能力鑑別一個研究成果的好壞。中國人似乎失去了判斷什麼可以“一句頂一萬句”的能力。許多科研機構就乾脆以數字作為評價標準，比如，規定評教授必須發表多少萬字的論文，如果你去問一個科研機構的相關部門為什麼不把質量作為評價標準，他們很可能會反問你“請你告訴我們，怎樣判斷質量？”與這種做法一脈相承的是——這事我相信大家都聽說過——這兩年中國要搞“世界一流大學”，採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將幾所大學合併成一所更大的大學。
如果你把一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論文悄悄地翻譯成中文，然後拿到中國來評獎。我可以保證這篇文章絕對不會得獎，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輪就會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爾·卡尼曼教授由於對“經濟理性”這一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戰，並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訊息傳到中國，中國經濟學界之前聽說過卡尼曼這個名字的恐怕只能以個位數計。可是我們不去反思為什麼一個1979年就已經發表的、並最終獲得諾貝爾獎的理論，二十多年後我們竟然一無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國經濟學界不要“跟風”。一位網友評價這個“跟風”警告時說，“跟風是在搞清楚風向之後才會發生的，在連風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請不要奢談什麼跟風”。
看來我們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業餘選手組成的科研隊伍
近幾年，對於“中國人為什麼至今沒有獲得諾貝爾獎”有過多種反思。不過奇怪的是，這些反思中鮮有提到科研人員自身的，好像這件事與他們無關。今天，我就來摸一下這隻老虎的屁股。
如果說中國的體育是拿職業選手和人家的業餘選手競爭；那麼，中國的科研則是拿業餘選手和人家的職業選手競爭。輸，那是再自然不過的結果。
今天有相當一部分中國科研人員，腦子裡兩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發財。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再偉大的天才，在中國只要一當上官，就基本可以宣告他的學術生命的結束。我就不展開了。發財我手邊剛好有一個例子：我有一位大學教授朋友，真正的聰明絕頂，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比他更聰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時間、精力和聰明才智放在股票上，從真正身無分文的窮小子，硬是炒到腰纏萬貫的大款。
我到國外訪問，發現國外同行吃飯的時候還在討論學術。我至今還記得，第一次出訪和兩位同行在一家餐廳熱烈討論到深夜一點的情景。我們自己開學術會議，吃飯時討論最多的是工資多少，課題裡能賺多少錢。如果有一個人一直都是談論學術學術，他給別人的印象借用上海話就是“沒花頭”。中國人是比別人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