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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代替了人性的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馬克思對我認識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辯證法具有巨大的意義。 在我所體驗到的內在轉變之後（這種轉變與創造的高潮體驗相聯絡）
，我無論何時也沒有改變自己關於人的創造使命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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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世界。 創造的意義和創造狂喜的體驗３３２
然而，我的較快地進入創造時代的期望被世界戰爭、俄國革命、德國大變革、新的戰爭的災難性事件所削弱，兩次世界大戰、新的世界性奴隸制危險的時期是昏暗的，不是創造的時代。 我預見和預感到要出現災難，生活的災難感本是我所固有的，我不相信世界和社會制度的牢固和穩定。 說到牢固的和穩定的東西，火山的力量會很輕鬆地將它推翻，這種火山力量卻一直隱藏在看來和諧的後面。 歷史災難表現為巨大的物力論，並且給人以創造全新世界的印象，但是它對於創造來說是完全不適合的、不利的（這裡說的創造是我所瞭解的創造，以及我預見的將要來臨的新的創造的宗教時代）。
歷史災難的物力論甚至將陷入對真正的人的創造的反動時期。因為它敵視人並要消滅精神自由。世界進入反人類的時代，它的特點是非人道化程序。 但是可怖的歷史惡作劇之悲劇體驗為人的命運的全新時代作了準備。 產生於歷史表層的東西不能動搖與形而上學深處相聯絡的人的創造使命的信念。 為了理解我的思想，重要的是要強調，直接的、連線的、不斷地發展的思想與我格格不入。 在承認與深入於世界的自由過程相聯絡的間斷性和否認作為決定論的表現的非間斷性的意義上，我一般地是反進化論者。 柏格森書中使用的片語——“創造的進化”
，我一直認為是不正確的。 創造與進化不僅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事物。 在世界的和歷史的過程中沒有進步，沒有有規律地發展的必然性，反動與黑暗是可能的，正如創造的斷裂、轉向、世界新的方面的揭示、新的世界是可能的一樣。 我一直認為歷史表層的事件自身是意義很小的和不怎麼重要的，我在這些事件裡看到的只是其他東西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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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自我認識
我任何時候都不傾向於賦予“客觀的”創舉的社會表現以特別的意義（我參加了這種活動，並且成為它的創始人）。我任何時候都不誇大自己“主動性”的意義，甚至低估它的意義。這可以部分地自稱具有托爾斯泰的甚至是虛無主義者的氣質。 對我來說，真正的生活存在於這些的後面。 只有創造的熱情及其迸發，只有我內在的創造的世界才是有價值的、真正的、原初的東西。 在創造的熱情中克服憂鬱，這是最主要的。 我始終相信《創造的意義》中的基本思想，在哲學上我更加改進自己思想的表述，更加確定術語。 不過，我可能對自己生活的基本思想精選得不夠，宣傳得不夠。 我痛苦地指出，人們對我理解得不好，對我的主要思想理解得不好，他們不知道我的思想是十分集中和完整的。 關於時代的事件我作了很多描述，經常對發生的事情進行評價，所有這些，借用尼采的表述來說，是“非自己時代的思維”
，是面向遙遠的未來的。我永遠也不是政治活動家，從來也不是政治評論家，我只是一個在這敵視人的時代裡保衛自己關於人的思想的道德說教者。 我企圖在最無人道的時代鼓吹人道。 人們是如此不瞭解我，當我發言保衛存在主義哲學時，他們把這看作對我是完全新的、甚至幾乎改變了我的過去哲學的東西。 無論誰也沒有發覺，存在主義哲學是我的人道體現，而人道則具有形而上學的意義。 在這個問題上我區別於海德格爾、雅斯貝斯和其他人，區別於基爾克果。
G為了力求從心理上理解我對創造的頌揚的根源，我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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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世界。 創造的意義和創造狂喜的體驗５３２
自己對創造的特殊態度和對世界現實（即被稱作“現實性”
的東西）的消極態度之間的聯絡。 為了活得有價值，而不是被世界必然性、社會瑣事所貶低和壓抑，必須在創造高潮中越出“現實性”的封閉圈子，必須激起想象力，設想另一個世界，與這個世界的現實性相比是新的世界（新的天和新的地）。
創造與想象是聯絡著的。我一直認為創造行為是超驗的，越出了內在的現實性的界限，是越過必然性的自由的迸發。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對創造的愛就是對“世界”
的不愛，不可能居留在這個“世界”之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