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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特別的困難是我感到需要在敵視我的祖國的世介面前保護我的祖國，不能協調地解決這個問題，使我感到痛苦。 在最後的時間裡我重又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兩種本原：從一方面看，是貴族的本原，對個性和創造自由的貴族式的瞭解；從另一方面看，強有力的歷史命運感，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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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自我認識
恢復到以前，從宗教根源中得出社會同情。 我不能不將這兩種本原結合於自身之中。 我繼續想到，在俄國，變化與改善只有從俄國人民的內在過程中產生。我這樣想了２５年，而且和大部分僑民絕了交。
G１９４７年春天，劍橋大學授予我榮譽神學博士學位，這被認為是很大的榮譽。 在一個歐洲國家裡，我還沒得到過像在英國這樣的讚許，對我的思想這樣高的評價。 這樣的評價在我被逐的沉重年代裡支援著我。 過去，俄國人中得到名譽博士學位的有柴可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這與其說是承認功績，不如說是承認學問的水平。 我一直不很喜歡學院的圈子，認為自己是一個過於“存在主義”式的哲學家，比起學者型的哲學家來，我更是一個道德哲學家。 此外，我不是神學家，而是宗教哲學家。 宗教哲學是非常俄羅斯化的產物，而西方基督教始終不將它與神學相區別。關於上帝的物件我寫了很多，劍橋大學和它的神學家注意熱愛自由的方向，它認為我比同樣列為候選人的卡爾。 巴特和馬利丹要好。 ７月我為了接受博士學位而到了劍橋，像劍橋和牛津這樣的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要舉行極為隆重的中世紀式的儀式。穿上紅色禮服，戴上中世紀式的天鵝絨帽子，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們在大廳中莊嚴地行進。 神學是科學中最高的，作為神學博士的我走在最前面。 我的後面，則是外交事務大臣貝文和印度總督韋維利元帥，他們獲得了法學博士。所有這些很少適合我的本質和特點。 我從各個方面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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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補充７６３
待這一切。 我想到了自己命運的悲苦。 在這個春天從瑞典傳來訊息，說我成了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 我立刻想到，我未必能得到它，為此所需要完成的一步，我沒有做。 非常不利的是，我是俄國流放的犯人。 我經常聽到說，我登上了“名人”的高位，人們很難相信，這對我很少帶來喜悅。 我一直感到自己是完全不幸的，這種不幸不是根據外在的命運，而是由於自己內在的結構，由於不可能體驗滿足，由於不喜愛什麼最後的東西，由於憂鬱的傾向，由於經常的不得安寧。從內在的方面我還應說一說。我已經變老了，生命也疲勞了，雖然精神還很年輕，並且還迷戀著創造的智力。 但是，我，和我的親人一樣，被各種疾病攪得不得安寧。 此外，我很不會處理物質事情，不能從自己的名氣中得到利益。 經常體驗物質上的窘境。秋季，（日內瓦國際會議）邀請我作報告和參加集會，題目是“技術進步和道德進步”。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也寫了很多。去掉了難以忍受的簽證等等的麻煩以後，我同意了。歐洲著名的知識分子濟濟一堂。日內瓦的“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組織屬於“資產階級”世界，瑞士人，特別是羅曼語系的，非常敵視共產主義。然而，在１０個報告中有兩個是共產主義者作的。 也有沒作報告但很積極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是很大的寬容的表現。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中所起的作用使我驚訝：一些人宣傳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另一些人批判馬克思主義，但是所有的人都圍繞著馬克思主義打轉。 我感到自己被拋到５０年以前了，那時顯示出，不僅從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來說，而且從對它的內在洞察來說，我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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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自我認識
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專家，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們所認定的。 但是，我不想去迎合對唯物主義的批判。 對我來說，在唯物主義中有基礎性的東西，我想，世界轉向淺層時，可能需要經過唯物主義，精神的運動——１９世紀末和２０世紀初存在於俄國和歐洲的——則被擠到一旁。在“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中有具有唯靈論方向和具有很高知識和精神水平的人，他們比馬克思主義者更有水平，但是他們沒有成為注意的中心。 這對於時代來說是很有特點的。我自己起了充分積極的作用，我的報告吸引了甚至是最多的聽眾，不過我的作用主要是由於我很好地瞭解馬克思主義。 我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承認在馬克思主義中有某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