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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自我認識
惡的司法過程，被從自己的祖國驅逐出來，對於哲學家的使命來說這是夠多的了。 職業革命家經歷的事情要多得多，他們忍受的痛苦要大得多，但哲學家習慣的是更為平靜的生活。按照本人經驗，應該說，舊制度下的監獄比起蘇維埃制度下改進了的監獄來，是更多宗法制的和更加寬大的機構。當然，彼得洛那洛夫斯基堡壘和阿利克塞夫斯基三角堡壘①是可怕的，這樣的體驗我沒有。 但是，在普通的情況下，我是這樣對比的：在舊制度下監獄的衛隊是由很善良的俄國士兵組成的，他們認為監禁的不是“人民的敵人”
，而是政府的敵人。監獄的首長，如果不是特別殘暴的人，就按宗法制來管理，當然，特別殘暴的人也有過。 在蘇維埃的革命的制度中，監獄的衛隊把犯人看作“人民和革命的敵人”
，監獄的管理絕對不是宗法制的，而是專制和恐怖的。我第一次被逮捕是在基輔，由於我參加了大學生的大規模示威遊行而被監禁幾天，所有被捕的人一起被罰作苦工。 參加遊行示威的人是懷著可能被打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生還的心情的。 哥薩克包圍著我們併發生了某些衝突。 但這些被當作一件小事而結束了。 我帶著義務感去參加遊行。 我幾乎不參加任何很有組織的大學生運動。 社會民主黨人不認為大學生運動是自己的運動，對待它的態度比較高傲，他們認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鼓動才是真正的革命事業。１８９８年，我由於參加俄國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民主運動而再次被捕，並被大學開除。有近１５０人被捕，所有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成員都被捕了。 第一天，所有被捕的
①在彼得堡的一個要塞中，沙俄用來關禁革命者。 ——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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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革命和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和唯心主義３２１
男人都坐在城近郊的盧克雅諾夫斯基監獄的一間大屋子裡。當時，基輔是社會民主黨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那裡有地下印刷廠，出版革命著作，和國外僑民有聯絡，和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查蘇里奇的團體有聯絡。 當我到國外去的時候，在瑞士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奠基人與首腦會晤過，這時，列寧正被流放在西伯利亞而不能起領導作用（後來才起了這種作用）
，這說明我與列寧沒有任何的來往。我的確從一開始就屬於馬克思主義中的其他派別。 現在回憶起被捕的那段經歷，仍然很激動，甚至極度興奮，無論何時我也沒有體驗到比和共產主義者交往更強的那種感受，當時我成為個人主義情緒最少的人。 在被捕和被審訊時，我和對待生活上其他災難性的事件一樣，根據自己的本性從不灰心喪氣，而永遠是情緒高昂，充滿戰鬥熱情，那時是這樣，在蘇維埃時期同樣如此。 當大批社會民主黨人被投入監獄時我們所體驗的那種狀況，現在應當認為是可笑的。 但是，當時我們沒有失敗的感覺，相反，我們具有的是勝利的情緒，我們認為，解放運動中的新紀元開始了，我們的被捕甚至在西歐會引起反響。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在監獄中的自我感覺是十分令人愉快的，最初我在大家一起住的大屋子裡讀了一系列報告。 被捕後的一天，基輔總督德拉戈米洛夫來到我們這裡，他與我的雙親有著相當近的關係，德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