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布托傳 作者:劉文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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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快樂是能見到人民。為了鼓舞人民的鬥志，為了顯示自己對軍管當局的蔑視和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每當出現在公眾面前時，布托總是穿著整潔，精神抖擻，對歡迎的人群報以微笑，依然保持著前總理的迷人風度。

出庭的第一天，布托身穿僕人從克里夫頓70號家中送來的裁製可體的西裝，內襯絲衫並打著領帶，口袋上插著一塊色彩鮮豔的手帕，像他擔任總理時一樣風度翩翩，微笑著與擠上前來的人握手致意。他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在法庭上作了令人信服的精彩的自我辯護。

他首先列舉了在拉合爾高階法院審理時證人們相互矛盾的不實之詞，有力地反駁了稱他是謀殺案中的同謀犯的指控，還反駁了所謂他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和在大選中舞弊等種種指控。他鏗鏘有力地說：“每一個肉體之軀總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我不想苟且偷生，但我要伸張正義。”“問題不在於我必須證明自己無辜，而是對我的起訴必須要站得住腳，而不是一提出合乎常理的疑問就不堪一擊。我要求確認我是無辜的，不是為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這一個人，我要求這樣做是為了更高的思考，思考這裡曾存在著多麼荒謬的不公正。”

布托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一向憑藉雄辯的口才和迷人的風度贏得人足的支援。這次在法庭上，布托自我辯護的即席發言再一次顯示出他雄辯的口才和政治魅力，又一次征服了聽得入迷的群眾。

這是布托生前最後一次公開演講。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改變布托的命運。

1979年2月6日，拉瓦爾品第最高法院作出判決，以4票對3票確認了對布托的死刑判決。

律師們再次忙碌起來，他們要為布托獲釋作最後一次努力。他們要求得到四份最高法院長達1500頁的判決書，但最後僅得到一份。他們找來影印機，影印了許多份判決書。他們在為要求複審的上訴準備材料。

而此時，貝娜齊爾和母親卻被關在伊斯蘭堡。父親的生命在一天天縮短，而她卻無能為力，什麼也不能做。她焦灼不安，整夜失眠，母親叫她服安眠藥，可無濟於事。貝娜齊爾有時看到鏡中的自己也不免大吃一驚：憔悴的臉上由於過度緊張長滿了粉刺，瘦骨磷峋，尖尖的下巴，突出的顴骨，凹陷的眼眶和包著一層發皺臉皮的雙頰。

1979年2月12日，貝娜齊爾和母親被送往西哈拉的一所警察訓練營。這裡離關押布托的拉瓦爾品第中央監獄只有幾英里遠，軍管當局顯然在為處死布托做準備。

1979年3月24日，最高法院駁回了對布托的複審申訴。世界各國對此都感到震驚，外國首腦紛紛呼籲齊亞·哈克刀下留人。大不列顛首相卡拉漢第三次要求齊亞作出寬恕，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心的沙烏地阿拉伯也再次發出了呼籲，甚至卡特總統這次也加入了呼籲的行列。但齊亞·哈克對此無動於衷。1979年3月27日，他針對各國領導人的勸告和呼籲說：“大部分都是出於私人關係，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勸告，我們最好下臺。”他還說：“如果我赦免布托，就將遭到巴基斯坦輿論的譴責。”

貝娜齊爾在西哈拉又被延長拘留15天，理由是她為了最後尋求釋放父親的機會，可能會進二步搞煽動性的政治活動。

父親在一天天接近死亡，究竟是哪一天？女兒既不想知道又想知道。

4月2日深夜，貝娜齊爾正躺在訓練營的小屋裡，母親忽然進屋。

“萍姬”，母親喚著她的小名，但一聽母親的聲調，貝娜齊爾便預感到她最不希望的時刻來臨了。“外面的軍官說，讓我們倆今天一起去看你父親。這是什麼意思？”

母親其實很明白，貝娜齊爾也很明白。但她們誰都不願意承認這是真的。

“我必須把這一訊息傳出去，最後一次請求國際社會和人民的聲援。”貝娜齊爾決心為挽救父親的生命作最後一次拼搏。“告訴他們，我不太舒服，”貝娜齊爾對母親說。

“對他們說，如果這是最後一次見面，我當然要去。如果不是，我明天去。”母親對衛兵說。

這時，貝娜齊爾迅速撕碎了已寫好的紙條，重新寫了一張。“他們已令我們最後一次相見。”貝娜齊爾潦草地寫給外面的一個朋友，希望她急告人民黨的領導人，讓他們通知外交團，並把人民動員起來。

“把它立即交給婭斯敏。”貝娜齊爾對忠誠的家僕易卜拉欣說，“快！易卜拉欣，快去！跟衛兵說，你去為我取藥！”

透過窗戶，貝娜齊爾看到軍管部隊的人員在相互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