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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線就相當於人的神經網路和血管網路。通常由一條主線、幾條副線縱橫連貫、互相交叉，採用影視劇切換鏡頭的方法設計情節、塑造人物、刻畫心理，力爭達到筆斷意不斷的藝術效果。這種創作方法既揭示了現代世界存在的複雜性，又不失結構上的清晰性。以《大房地產商》為例，其中有五條線。第一條線是白氏兄弟與範真真、何振東；第二條線是洪文山與夏聞天；第三條線是小青樓事件，是政府官員與柳、許夫婦；第四條線是房地產商之間；第五條線是洪文山、夏聞天與何振東，這五條線交錯縱橫，波瀾起伏，形成了既複雜又清晰的故事。再以《市長秘書》為例，結構上採用了一條主線、兩條副線，力圖透過延伸形成巨大而完整的神經網路和四通八達的血管系統，並透過交錯對比的結構佈局，散文化的語言和意識流的敘述方法，使情節複雜起來，使人物鮮活起來，使內心世界豐富起來。應該說《市長秘書》這部小說的敘述結構既不是從故事出發，也不是從人物出發的，而是從心靈出發的，不緊要剝光衣服，而且要剝光面板，用內窺和內省來不斷拷問人們的靈魂。完全突破了政治小說的慣有模式。
寫小說的主要手段是敘述，透過敘述來結構小說。如果敘述手法單一，就會平鋪直敘、枯燥乏味。我的作品雖然是複線結構，但每條線如何敘述，就成了寫好小說的關鍵。把平鋪直敘的各條線結構在一起，還是把豐富多彩的敘述方式結構在一起，就成了寫小說的重要藝術手段。我的小說運用了多種敘述手段：有白描式敘述、笑話式敘述、夢幻式敘述、暗示式敘述、思考與探詢式敘述、獨白式敘述、閃回式敘述、散文和詩化式敘述，等等。把各條線的多彩敘述，縱橫連線、互相交叉，形成嚴謹又清晰的結構。
五
小說沒有好的骨架是站不起來的。有了堅實強壯勻稱的骨架，小說的血肉（人物、場景、細節、感情、語言等）才能依附其上。如何使素材轉化為血肉，我藉助的就是由經絡網狀結構形成的神經網路和血管網路。只有這樣，素材才會活起來，轉化為小說的血肉，才不至於成為壘大廈的一塊塊磚。我認為細節引起和組成情節，情節發展組成故事，而語言表達情感，描寫環境、表現人物。《駐京辦主任》第一章恭王府的“福字碑”這個細節，引起和組成了丁能通圍繞“福”字進行的心理描寫的情節，形成了丁能通遊恭王府的故事。《大房地產商》中盧徵醉酒的細節，形成了盧徵醉臥黑水河體育場的情節，形成了他與體育場醉別的故事。在《市長秘書》第一節中，張國昌的眼睛這個細節，引出了他想自殺的情節，進而形成了他被注射死的故事。有的細節有主動表現人物和環境的作用，如張國昌吸菸的細節，“他手中的煙在迴光返照中向上繚繞”，我認為這樣描寫，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張國昌死前的環境氣氛和人物心理。小說正是透過許多生動的細節，組成了起伏的情節，形成了引人入勝的故事。小說是語言藝術，語言是一切事實和思想的刻刀，作家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積累社會各階層的語言，然後以紙為玉，以心為刀來雕琢它們。我在我的作品中力圖使語言犀利流暢和性格化。語言犀利使人讀了覺得解渴，而散文詩化的語言使小說生動、親切、富有感染力。例如《駐京辦主任》中的對話，“冉冉，是南方人吧？”“是啊，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這兩句對話，一下子顯示出了金冉冉的學識、身份，也顯示了她開朗和溫柔可愛的性格。另外，寫小說必須有感情、有激情。我經常寫到動情處潸然淚下。米蘭。昆德拉說：“構思一部小說，只要將不同的感情空間並置在一起，而這在我看來，就是小說家最高妙的藝術。”在小說《駐京辦主任》“金冉冉”一節中，我把丁能通救人的感情，憐香惜玉的感情，性的感情並置在他一個人身上，較深刻地挖掘了丁能通的人性，顯示了他的內心世界。
六
一部小說的好壞，藝術水平的高低，最要害之處在於它的靈魂，也就是小說的主題。小說的主題不是直接說出來的，是透過情節、人物、心理表現出來的，這種表現是對“我思故我在”的探詢。塞萬提斯透過這種探詢創作出來堂吉訶德，魯迅先生透過這種探詢創造出來阿Q，然而，無論是唐吉柯德，還是阿Q，作為活生生的人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樣，丁能通、雷默、白昌星這些人物在現實中也幾乎是不存在的，但他們又是在現實中可能存在的。我透過這些人物的刻畫，對改革開放中碰倒的硬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比如體制問題，官本位問題，土地財政問題，社保問題，老百姓的住房問題，國企改革問題，民企發展問題，環保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