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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發鈔權”，但因是直接向外國政府註冊，便無須同本國政府打交道。這樣便有權暢通無阻地在國內發行兌換券。如遇麻煩，還可以受到外國領事館保護。這一發展前景，已在當時中國開設的中美合資中華懋業銀行、中日合資滙業銀行以及中法合資實業銀行那裡得到了初步證明。應當說，這一類銀行的發展是倚仗著洋人的侵華特權而實現的，而擁有這樣的護身符，又是國中大大小小的商人實業家們所求之不得的。
這就是為什麼要極力促成四川美豐銀行建立的全部原因。康心如堅信，建行之後，單是“美豐券”的發行，就能夠一紙風行，一本萬利，這樣的賺錢發財機會是決不該錯過的。
於是康心如開始竭力勸說鄧芝如不要再在懋業銀行那裡費功夫，而是與上海美豐銀行的美國人雷文聯袂。他鄧芝如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錢，又何愁找不到一個可以賺大利的並願意與之合作的美國財團呢？康心如拿出他宣傳革命思想時那三寸不爛之舌，掰開揉碎地對鄧芝如遊說美豐的好處，併為鄧描繪了一個他與雷文合作後的燦爛前景，並將他對國中所有金融業的局勢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講給鄧芝如，包括“美豐券”的大有可圖。最後，鄧芝如終於敵不過康心如的誘勸，同意與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麥利見面。
在麥利與鄧芝如的數度商談之後，對於可否在重慶建立四川美豐分行一事終於有了些眉目。經多方聯絡，未來建行時華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實上真正推動這場商談並使建行一事粗具規模的，不是麥利，不是鄧芝如，而是他們之間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為美方與中方的中間人，總能在雙方討價還價的談判中因勢利導，曉以利害，並引導雙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後將為雙方帶來的巨大利益。
康心如之所以採取如此積極的態度，全力投入美豐銀行的籌謀與策劃中，是因為他已看清這確實是一個機會，一個他棄政從商的難得的好機會。而唯有美豐成功他才會成功，他同美豐綁在了一個戰車上，已別無選擇。
當麥利與鄧芝如在北京將建行的一切有關事宜談妥，只需最後定局時，康心如便敦促麥利向上海發去了電報，請雷文即刻赴京，對建行一事做最後的裁決。
康心如並沒有想到雷文會成為他未來發展中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在瞭解了雷文的經濟實力之後，康心如確實受到了啟發。雷文財團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財團。康心如認為他倘真的決定棄政從商，那麼雷文財團、三井、三菱財團就是他奮鬥的目標。他欣賞雷文的經濟戰略。
康心如能在雷文那裡獲得認同，應當說是與他當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專科分不開的。當時日本的發展不僅使康心如震動，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維新成敗的經驗中，康心如又獲得了一種全球性的經濟眼光。從此他知道世界瞭解世界並願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嶄新的成果，他對政治失去了興趣，而同一大批知識分子一樣將眼光轉向了“實業救國”。發展實業的一個最基本原則，即是要堅決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堅決抵制封建的閉關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農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經濟體制與觀念，這就使康心如他們這批西化的產業家們與鄉紳商董式的買賣人們區分了開來。
在這樣的一種思想契會中，康心如與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財團在當時的不斷擴張中，所急於尋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這一類具有開放思想和發展眼光的人才。
果然，雷文也欣賞康心如，認為人才難得。這就為日後康心如與雷文數年的默契合作，並始終得到雷文的欣賞和重用，打下了一個牢固的基礎。
在康心如的極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慶方面的新的華股合作物件。在四川重慶建立美豐銀行這一舉措，原本不在雷文財團的發展規劃中。於是，這個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驚喜。
一九二一年炎熱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麥利的電報後，迅速由上海趕到了北京，與鄧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慶投資創辦“四川美豐銀行”的具體事宜。
幾經磋商，特別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動下，雙方終於達成協議，並於當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國公使館正式簽了中美合資的合同。
在創辦四川美豐銀行的一系列談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態出現的。他從始至終不卑不亢，不動聲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積極同鄧芝如聯絡重慶方面的華股投資，指出唯有躋身“洋務”才可求得發展；一面又和顏悅色敦促美方對合資專案早下決斷。最終以自己的學識、教養、眼光、觀念以及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