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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社”排的《穆桂英掛帥》也不能及時演出。
大量美貨傾銷中國市場，百貨業的職工們十分氣憤，他們互相串連，研究抵制美貨的方法，有人提議，應當聯合起來，成立一個組織，共同抵制美貨。大家同意這個建議。一九四七年二月九日，在南京路山東路口的勸工大樓，“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委員會”召開正式成立大會。
這一天，永安公司的許多職工都趕去了。上午九點，會場裡坐滿了人，大家高唱：“趕不走那美軍心不甘”的歌曲。郭沫若、鄧初民先生登臺演講。這時，一批混在會場的特務大打出手，拿出鐵尺、榔頭奔向主席團，大批員工挺身而出，拉緊手，保護主席團人員撤退。在與特務的搏鬥中，永安公司一個青年店員梁仁達被特務活活的打死。
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二九”上海勸工大樓“愛用國貨慘案”。
梁仁達壯烈犧牲，使上海工商業廣大職工義憤填膺，慘案後援會迅速成立，規模更大的愛用國貨運動在全市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永安公司飯廳裡設立了烈士的靈堂，掛起白布，各界人士紛紛前來弔唁。郭琳爽知道梁仁達新婚不久，妻子懷孕在身，他對參予烈士祭悼活動的工作人員說：
“要使每個上海人都知道梁仁達烈士是提倡用國貨被打死的，對他的妻子要照顧好，安排好她的生活，公司對一切悼念祭奠活動，都要盡力搞好。”
很多員工親赴梁仁達家，向他年輕的妻子捐款捐物，向其父母失去兒子表示同情和關懷。
梁仁達之死，對永安公司職工的教育太深刻了；他們曾經嘗過英國佬的苦頭，在“租界”成為上海的孤島時，英國一腳踢開了永安公司，取消了註冊；當上海淪陷後，他們幾乎喪失了永安公司的主權，很想依賴美國這個大靠山，得到美商註冊，可是過了不久，又遭受日寇鐵蹄的踐踏，過了八年亡國奴的生活；原以為就此可能是天下太平了，殊不知美貨充斥上海市場，逼得中國的工商企業紛紛倒閉。他們深深感到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沒有自己強盛的工商業，總是要吃虧的，難免要遭受別人的奴役，過著屈辱的日子。當然，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郭琳爽的國貨商場也難以開張營業。
內戰來臨之際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全面內戰。可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以翻身農民為主體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了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把蔣介石的八百萬大軍打得落花流水，南京政府處於鳥獸散的境地。
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國民黨反動政府遭到了嚴重經濟危機，不得不宣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強迫收兌黃金、美鈔、銀元，限制物價，凍結工資。稍有頭腦的人都明白，這是國民黨反動派走投無路，狗急跳牆了。
物價越限，搶購風日盛。到十月中旬，永安公司每天只營業六個小時，人如潮水般湧進大門，不問價錢多少，大量購買食品、日用百貨。營業額比平時增加十二倍。郭琳爽寫給香港總管理處的彙報中寫道：
“滬上搶購之風，日益如熾，所有日用百貨，各店都搶購一空，酒樓飯店人滿為患，但均無貨供應，多呈半停頓狀態，升斗小民，欲哭無淚。本公司早為一般人搶購之物件，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間貨已購空。因是存底日淺，難於補進，商人至此，誠難乎其難矣。”
不到三個月，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徹底失敗，電臺廣播了經濟督導員蔣經國的“告上海父老兄弟姐妹書”，宣告對於挽救經濟危機已“無能為力”，只得“解凍物價，另籌良策”。廣播一結束，物價飛漲，市場動盪，人心惶惶。在這道“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佈後的三個月中，永安公司損失流動資金百分之八十，價值相當於四萬兩黃金。損失如此慘重，永安公司幾乎難以開門營業了。
一九四九年，淮海戰役結束，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徹底被打垮，解放大軍就要橫渡長江。郭琳爽對國民黨早就不抱什麼希望，但對共產黨也是十分擔心。若是共產黨掌權，對我這個大資本家會是怎麼樣呢？
在此時刻，郭琳爽很希望能聽到二伯父、父親的教誨。恰好在大洋彼岸美國的二伯父曾來信，只是說道：
“滬上近況均悉，餘寢食不安，竊以為自永安創業以來，目睹盛衰，不勝法嘆。際此時局動盪，變幻無常，影響至重至大，未來局面更不堪設想也。惟望賢侄等盡力維持，俾得安渡危機，則艱難創成之事業，庶可儲存。”
二伯父的來信只是安慰而已，並未指出良策。能與其商談大計者，只有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