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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刺裡甜頭潑下，做為三軍主帥的宋棐卿，一不驚惶失措，二不採取正面回擊，而是高姿態地走出一招迂迴跳馬的好棋：立即商請工商與金融界的頭面人物，如與他新進深誼的“仁立”總經理朱繼聖，一直關心並欣賞他的大愛國實業家宋則久。與他來往較多，對他也甚有好感的水利久大集團的實業鉅子李燭塵等出面，轉請中華工商總聯會以及上海國貨維持會等部門與團體主持公道與以為聲援。同時，一面聘請法律顧問（上海灘上素有名氣的大律師江庸），以為公開鬥爭的法律依靠；一面派交廣智深的趙子貞南下尋求社會途徑，說動以上海社會局局長谷良民為強大後盾的華南潮幫幫會頭目杜之紳出頭，從私的角度干預。待這一切“備戰”的緊張活動就緒，宋棐卿就正式地以報紙的嚴重宣告首先回擊報紙的發難，在十幾家報紙上醒目地登出“徵求反證啟事”，籲請全國各界人士提供“抵羊”牌毛線是以日貨為冒充的證據。倘無人提供，則中傷東亞的洋行就必須拿出他們持言的充分實據來，否則，將訴諸法律。
“啟事”既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一發重炮彈，對炮互攻，也是總攻的訊號，宋棐卿已聯絡好的上層人士與社會勢力、工商界組織一齊行動，展開了立體交叉全方位的戰略反擊，渠道之多，來頭之大，攻勢之猛，使那個驕橫已慣卻又愚蠻的洋行代理商，迎戰不暇，焦頭爛額。初時，竟因驕橫已慣，全不將小小的“抵羊”放在眼裡，豈知這初生的抵羊竟是如此的角鋒力猛，一躍反擊，就令他措手不及，陣線瓦解。而接踵而來的是，由於他根本拿不出任何證據，只好以沉默對待宋棐卿的“啟事”。時間是無情的，待一段可待的時間過去，各種報紙便連篇累牘、劈頭蓋腦地向他發出了譴責，斥他打擊國貨，罵他為虎作悵。這在反日排外、熱衷實業的大氣候下，無異斥他為魔鬼，罵他為敗類。千夫所指，一片喊打，四面夾攻，他一個洋行代理人如何承受得住？可他這是洋奴成性害人終害己，又怨得了誰？又誰個同情於他？再硬挨下去，只有在極端劣勢的情形下去與被傷害者對簿公堂，那下場可想而知。是以，他完全喪失了洋奴的威風，轉而低聲下氣，輾轉託人說情，求得東亞的諒解，以登報宣告闢謠，公開道歉，賠償一切有關損失，才得以解脫，已是亡魂皆冒了。
另一局棋，則奔在一九三四年。
競爭是無惰的，然而，競爭也應該是公平的。商品經濟愈趨向現代化，競爭愈顯出它的公平、合理與正大的屬性。那種不擇手段，動用陰謀以擊垮對手的過時了的競爭，則在歷史的發展中，愈來愈站不住腳，愈來愈被社會文明的進展所不容，即使一時僥倖，也難得持久。
一九三四年初，天津湧出了一個新的毛紡廠家，名字叫做“祥和”，興辦人叫袁紹周，也是位能人，名牌學府南開大學的畢業生，也是赴美留學專攻紡織的學有所長的人物，曾辦了多年的染廠（字號“華光”），創下了較好的聲譽，也在天津工商界頗具影響。眼見得外貨日受抵制，而登市不久的“抵羊”牌毛線又如此大受青睞，他又食指大動。他以為，雖說都是留美學生，可在紡織上他要較宋棐卿優勢得多，而興辦資金也比“東亞”興辦時為厚，自信辦家毛紡廠，一定會勝過“東亞”，因此，他迅速地辦起了“祥和”。“東亞”在前，已走了兩年，是他晚辦的“祥和”的壓頭對手，因此，他在籌辦之初，就加進了競爭引數。不過，手法卻很不“祥和”，也是因為以常人的標準過低估計了宋棐卿，因而，採取了錯誤的手段，動用高薪，挖走了東亞一批工人與職員。他以為這可以一箭雙鵰，既可以充實自己“祥和”的實力，又可以透過釜底抽薪之計，讓“東亞”沸沸揚揚的“湯”落下滾兒來，措手不及，左支右拙，以致冰消瓦解，至少可以為他的“祥和”倒出大部分市場。待“東亞”經過一番掙扎再緩過氣兒來，“祥和”已站穩了腳跟，反過來以優勢的先入者來威壓“東亞”。
這一手很不光彩，也很毒，很辣。“東亞”剛由穩定走向興旺，正自春風得意，欲平步青雲之際，突然釜底一冷，腳下一沉，登時一陣冷落，周身不適！一時之間，大批的技術工人與經營裡手，紛紛辭職，井然有序的廠裡出現了混亂，熱火朝天的生產呈現了蕭條，就像是一架開足馬力的船，突然減速，以致在水上打起了橫，失去了正常的節奏。宋棐卿很快地弄清了原因，也當即行動，敦請“東亞”的股東之一，南開大學的資望甚崇的老校長張伯苓出面，要求袁紹周退回這批職工。可袁紹周雖十分敬重老校長，卻因利益既得，而這批職工在保證“祥和”所產“飛艇”牌毛線的質量與“抵羊”不相上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