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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得了“童生”就可入“庫學”,進一步考取“秀才”;得了秀才即可“入監”、“人貢”,再參加“秋闈”的鄉試考舉人,而進一步參加會試考“進士”。中舉即可做官,此時秀才也較其他人好捐官。因此,得中“童生”,就等於有了做官的最基本的基礎條件,是“官苗子”了。所以有人與十歲的吳蘊初開玩笑說:“阿貴大人還沒得掃帚長,就進得學了,好聰明啊!”可是“阿貴大人”,家不足貴,而且屬於“賤”類,那學校的執教者不堪為“師”,以門楣變臉色,歧視貧寒,屢屢侮辱吳蘊初,氣得吳蘊初採取少兒惡作劇的手段反抗:從屋上掏洞撒尿。因而,被逐出了學堂。
不去考那撈什子秀才、舉人,學點本事,找個出路,至少可以賺兩個錢添補添補家用。就是出於這種心理,在吳蘊初十四歲時(一九0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已)進了廣方言館。由於光緒已於前幾年接受了張百熙、張之洞等大員的奏請,釐定了公學各級學校章程與學制,基本上以張之洞提倡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原則,興辦了不少學堂,上海的廣方言館便是這一時期與這一指導思想下的產物。廣方言論幾乎相當於現今的外語學校。進這所學校,祖父是反對的,老人家出於愛國心理一向不喜外國的東西,而且也覺得國家太弱,即使外語學得再好,也難得與洋人平等待遇,所以他阻止這個他最喜愛也最寄厚望的長孫說:
“讀洋書,學洋文,到頭來國人不喜,外人不用,還不得給洋人去倒夜壺?”
可十四歲的吳蘊初以為,學,他就要也必然學好,學好了,也就學懂了洋人的東西,“我學好了,有了作為,說不定還叫洋人給我倒夜壺呢!”於是,他堅持著進了上海廣方言館。也果如其想,工夫是不負有心人的,何況他又十分聰明,沒多久就學得很不錯了,再加深造下去,那麼純熟起來是不成問題的,可父親簫舫公的那“五斗米”已填不飽漸已長大的五弟、妹的肚子了,他是長子、長兄,不能不分擔家庭之重。於是只好於學了剛剛一年就戀戀不捨地放下了洋書本,仍回到了嘉定縣西門的家中,到嘉定第一小學,憑他學的那點兒“ABC”,做起了英語教師,收入雖說不多,可也於家計不無所補。但是,時局的變化,又使他渴望學習的勁頭大大地增長了。張之洞等大臣會訂的“學章”,已得正式頒用,決定丙午(光緒三十二年,一九0六年)一科之後,“俟各省學堂辦齊有效,各科學額分別停止”。並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以孫家鼐充任。丙午會試以後,各省學堂已“辦齊有效”,故於當年(一九0六)八月初四,清廷正式頒令廢止了科舉,推廣學堂。上海兵工學堂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組建的,相當於稍高於中專的檔次。畢業生多數安排去向是上海製造局,待遇自比小學教師好得多。科舉一廢止,上海兵工學堂便開始傳出了招生的訊息,吳蘊初聽了躍躍欲試,便向其父簫舫公提出了報考的要求。簫舫公雖深覺家用開支愈來愈大,自己已獨力難撐,可仍為兒子的前途著想,略一沉吟,便應允了。可是有兩個條件。今年考不取以後就不要考了——那麼點兒底兒,考上與否,實是未知之數;考上了,家裡是無力負擔的,須一邊學習,一邊打工,爭取自立。吳蘊初信心十足,也十分樂觀,他表示一定要考取,也一定自立,甚至說:“父親大人放心,孩兒不但在經濟上會自立,還要多賺點錢來貼補家用!”
簫舫公聽了深覺對不住這麼小的兒子,至於“貼補家用”,他相信這個長子不是隨口說說,定會當回事去做,可他才只十四五歲呀,內疚與欣慰之下,他唯有苦笑。
他考中了!進了上海兵工學堂的化學專業!
“兵工”不“兵工”,對他並無大的影響,這“化學”卻自此為始與他結下了不解之緣,使他得入了科學殿堂之門,直接關係了他終身的事業!
他憑他的特有的智慧,堅定的信心與努力,實現了他“一年考取”的誓言,也憑著他頑強刻苦吃大苦、出大力、耐大勞的實際行動實現了他另一個諾言:自立並貼補一些家用。他入學伊始,就擠出儘量多的時間去打工賺錢,而且很快就獲得了獎學金。雖是幾塊錢,可對於一個窮學生來說,特別是他這個無家人負擔卻要負擔家人的窮學生,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起碼認真節省著夠他的學習費用了。另外,一方面是他學習勤懇,成績突出,另一方面是校長體恤學生,富有同情心,很快就安排他到兵工學堂的附屬小學兼教算術學。可得到六兩白銀的報酬。這對於他來說又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可他仍不滿足,仍是擠出時間去打工做苦力。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寒,他都不畏寒熱,不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