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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外票，於是他便參照“米歇爾”、法國“香檳”、美國“司科特”等郵票目錄，決定中國票一般不超過公家牌價的兩倍。華隆郵票經營部一向講信譽，郵迷們幾乎每天都來光顧，在這裡他們經常可以買到得意的郵品，盧俊雄的經濟效益也很穩定。
但1991年初開始，盧俊雄發現民間郵票市場驟然見旺，郵價扶搖直上，近十年來發行的郵票甚至最新面世的一些郵票，價格都被抬得很高，郵票面值與市場價格之間的差距最大的高達上千倍。
對於集郵方面的資訊，盧俊雄可以說了如指掌。近幾年，在北京、上海、成都和廣州形成了中國的四大集郵市場。這裡每年吞吐著價值數億元的郵品，左右著全國的郵票行情。近些日子，這四大郵票市場都風雲突變，盧俊雄馬上意識到機會來了。
於是，盧俊雄開始密切注視全國集郵市場的動態。他僱用一些人，給他們配備上“大哥大”，派往全國各種集郵市場，隨時反饋資訊。自己坐陣廣州，資訊反饋回來，他便將成包（五百版）郵票寄往各地。盧俊雄將手中的資金全部用在郵票上，凡是外地人員可以坐飛機聯絡業務。後來，盧俊雄親自出馬往返於上海、北京、成都等地。
一時間，全中國各地郵票市場颳起一陣陣旋風，直颳得集郵者六神無主，颳得社會各界議論紛紛。短短几個月，各類郵票價格連連暴漲，許多郵市上的行家老手無不為之瞠目。
被視為郵市珍品的《猴》票，國家標價七十元，春節期間郵市只要價一百元左右，然而進入八月，各地郵市已突破二百五十元大關，漲幅最高的是小型張和郵資明信片、郵資信封。“文革”前發行的郵票中，《梅蘭芳舞臺藝術》（小型張）在上海的交易價格超過五千元。“文革”後發行的郵票中，《紅樓夢》（小型張）在北京的市場交易價格為二百元一枚。《三國演義》（小型張），國家售價六元，而進入八月的北京、成都，每枚售價已迅速超過五十元。就連一九九０年亞運會時新發行的面值十元的小型張，半年過後就漲至七十五元至一百元不等。如此上漲的郵品交易價格，為建國以來所僅有，這對廣大集郵者及全社會的刺激是顯而易見的。
人們在議論郵票：
“買郵票去，來錢得很！”
“做郵票生意去，啥手續都不要，完完全全是自由市場！”
人們在傳說郵市好掙錢：
“不信你去看看，鈔票像報紙一樣，一捆一捆地數都不數地交易！一天撿它幾十元，幾百元，甚至上千元、上萬元的都有。”
這些話一傳十、十傳百北京、上海、成都、廣州的郵市，更是空前活躍，哈爾濱、長春、瀋陽等地也陸續成市。市場上從幾十人、幾百人很快升到千人以上。其活躍程度僅從北京月壇公園郵票市場的情況即可略見一斑。
北京月壇公園是有關部門確定的郵票自由交換場所，往日門票只賣幾百張到一二千張，一九九一年初夏，突然每天增加到五六千張。人們像潮水般湧進去，一些郵票販子，也聞風而至。每天都有郵商大口大口地“吃”進，大版大版的“吐”出。一些“大款郵販”（錢多的郵商）在這裡常常整封、整包地吃進郵票，一天的交易額一般都在幾十萬元以上。他們有時為了壟斷某種郵品，集資上百萬元到這裡收郵票。
這種買賣數量早已超出正常集郵者的行為範圍。一般集郵者會成套地買郵票，也有些人成版地買，而郵販子們在郵市上則常常論包買票，對小型張一般則論封（一百枚）地買，出手就是幾萬元。這些郵販子到底賺了多少錢，無人能夠詳知，但他們在郵市上資本越“炒”越大，交通、聯絡裝置已具現代化水平，平時他們大多甩“大哥大”聯絡，一聽說某地郵市有空子可鑽，馬上就登上飛機趕去翻雲弄雨。盧俊雄派去的人在成都郵市之外三十餘米處，在三個小時，倒手六次，獲利三萬三千五百一十元。盧俊雄運籌帷幄，做總指揮，派往各處人員專在“第一線”收集零散郵品，已經形成協調網路。上海著名的“楊百萬”等股市大戶，在投資郵市過程中，都與他成為好朋友。
從華隆經營部到華隆集團公司
一九九一年的秋天，盧俊雄獨行東南亞，他喜歡一個人在外面跑來跑去。此行他的足跡遍及香港、澳門和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寮國、柬埔寨、越南、緬甸。他花了幾萬元，買回一些全新的感受。留在他腦子裡的，不是東南亞絢麗的風光，而是在那另一種秩序中生活的人們的行為方式：新加坡商場完全是個人租用櫃檯分割槽經營；香港人工作節奏緊張，一個人可以打幾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