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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重金培育人才
劉鴻生辦企業甚重效益，對金錢甚為珍惜，可花可不花絕對不花，可謂輜株必惜，在動用心機、花費力氣上也是如此，唯獨對兩件事，他費心最甚，下力最多，投資最厚，可謂不惜一切，那就是創辦企業與教育子女。他與葉素貞兩情篤厚，生了八個兒子、三個女兒，八個兒子以念字輩行依次以仁、義、禮、智、孝、梯、忠、信為名。後來，劉鴻生又納了兩個妾，也各生一子。對這十子三女，他一視同仁，均相繼送往外國留學。當時送一個留學生再培養成材，幾乎相當於興辦一箇中型企業的資金，可劉鴻生十分樂為，一再以果斷的口吻說：“我捨得！”
順便說一下，劉鴻生在有錢人中十分正派，從不像一般富豪般尋花問柳，只是不得不應酬時作作應景文章，對葉素貞始終誠愛，雖後來納了妾，仍不改此情。對子女教育有方，從不大聲呵叱，從不苛責，是個典型的既嚴又慈的良師，要求嚴又不失真正的體貼，從不強其意志。比如，有一次他要四子劉念智應杜月笙之意拜杜為師，劉念智表示不適當，他當即說：
“不拜也好。你大了，凡事應該自己主張，我不勉強你，只是再囑咐一遍：千萬不可得罪人！”
五子劉念義秘密地參加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後來他察覺了，雖覺得很危險，很擔心，也很關心，但絕不叮問，而是自言自語地說：
“他們都長大學成了，都有了自身的志趣，我絕不干涉。”
孩子們對他也非常尊敬，從沒立下規矩，可是在他面前，特別是受教與交談時，從不擅坐，即便命其坐下，當問到重要事時也不自禁地站起來回答。
前文說過，劉鴻生對“富貴出驕兒”的惡果是十分重視與警惕的，他曾幾度集中與分別地、語重心長地講給子女，特別是出國留學前，留學歸國後，平常也不時提醒，可謂用心良苦。而且他更深知，光是說還是不夠的，得有措施，用他的話說“要有非常得體的措施才行”。主要的措施就是要子女們學知識，學本領，知禮儀，習自立。輸送出國留學的目的便在於此。留學回國後，按說正是二十幾歲學有所成的人了，就是到別家企業求職，在那留學生稀少如珍的情形下，還不謀個體面的職務？可劉鴻生卻將他們一律放在小職員的位置上，而且均在底層。比如，他四兒子劉念智留英七年回來後，劉鴻生就叫他做了一年多普通的會計員，而且不在他的三大企業內，而是在他劉氏的中等企業碼頭公司中，並且一再叮囑不得特殊，要尊重上司，並且拜其為師，上下班均乘首、末班火輪，中午與工人一道吃飯等等。他的子女們也都理解他的苦心，均各樂於接受，認真地從基層做起，熟悉情況，積累經驗，體察艱苦，鍛鍊自立能力。雖說都接受了整套的西式教育，但也都承襲著傳統的美德，對父母更加尊重，都不時有意地到父親的辦公室或乘家中聚會之機與父親談談，一來有娛親、交流之意，二來也願聽聽教誨。後來的歷史證明，劉鴻生的十三個子女無一驕奢、庸碌，便是劉鴻生不惜工本苦心教育的成就。
對子女的智力投資不惜重金，對一些他所看中的可用或可造之才也是如此。重金厚酬為他整個劉氏企業聘用了大批專門人才不說，他還曾為幾個技術人員的出國或在國內培訓出資，為企業立了功的丁繼堯更被送去留學深造，當然他負擔全部費用。在他初登“煤炭大王”寶座時，就親回原籍定海，捐款獨資辦了兩所中學：定海中學與定海女子中學；後來更先後助資輸送定海七名學子出國留學深造。
對權要與惡棍的利用
劉鴻生社交十分廣泛，前文已有交代，他更利用校友與同鄉關係與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乃至蔣介石都建立了聯絡，但仍是他那一貫清醒的態度：把握好分寸，極力避免介入這幾個人的政治圈子。孔祥熙兩次登門誠請，宋子文一再寫信、派人敦請要他出任招商局的總辦（不久即改為總經理），他均婉言謝絕。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於日寇入侵造成了劉氏企業與全國民族企業一樣的災難，而已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不久更代行政院的宋子文屢派要員敦請，並做了些承諾，劉鴻生一則無法再推，二則也希望從宋子文的承諾中獲得些企業的轉機，才出任了這一官職。
對招商局，前文已做交代，至此時已是愈加腐敗，權要圖私，惡勢力充斥，船上的買辦一手遮天，任意勒索船員，船上的僱員們也敲剝客戶，連茶房也刁剝顧主，私賣、挾私司空見慣，營私舞弊、損公肥私已積成習，已是百孔千瘡，搖搖欲墜，規定的各船的“定額包繳”也往往不予兌現，每年損失白銀多達五六十萬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