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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款闢存款”，即用“結臨時透支約”的優惠吸引存款。楊粲三指示各分支行處，“對每天有現金收入的門市商，要廣為攬其與我開戶”，“有現鈔收入的交通及公用事業機關如公路局、公共汽車公司、劇院、醫院等，也應多方面向其羅致”。
由於各商家、部門按日向聚行交存款項，到了需要用整筆款項時，便可以得到聚行一定數額內的透支。許多門市商和機關單位很樂意到聚行開戶，一時往來增多，收交活躍，存款額大增。
到一九四四年底，聚行存款額達法幣六點五億元，是一九四三年的三倍。
楊粲三為了聚行的發展，可謂殫精竭慮。單此吸存一項，就用盡了招數，且招招獨特，招招奇妙，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在今天，也頗有借鑑意義。
一九三０年，楊粲三買賣公債慘敗後，曾一度收手。
一九三六年二月，國民黨政府將以往發行的三十幾種舊債券進行清理，換髮為甲、乙、丙、丁、戊五種“統一公債”。並規定商業銀行可以債券的四成為保證向中央銀行領鈔，從而大大提高了債券信譽。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統一公債”陡跌，由八五折跌至六九折。這時，楊粲三又躍躍欲試了。
經過對形勢的周密分析研究後，楊粲三得出了“政府財政將臻穩固”的結論，乃乘跌購進統一公債三百九十萬元。後來，公債市價果然上漲，他即以公債搭配領鈔，繳儲存蓄準備金，獲得了厚利。
鋒芒小試即大獲全勝，楊粲三對公債的興趣又濃起來了。一九四二年，自貢鹽場公會願以所攤購的“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折價換現。聚行即以月息五分預扣一年利息方式，只先付現法幣二百元，等儲券一年期滿即按牌價兌領法幣二千元，獲利不少。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聚行買賣“同盟勝利國幣公債”也賺了大錢。
聚行同時還經營購買了不少外幣公債。
國民黨政府為平衡收支，鞏固幣信，在英美貸款支援下，先後發行“美金公債”（一九三八）、“建設公債”（一九四０）、“同盟勝利美金公債”（一九四二）、“美金節約建國儲蓄券”（一九四二），總計英幣三千萬鎊，美金三億元。
這些公債，聚行除按攤派數認購外，楊粲三還命令在市場上大量收購。昆明分行以國家行局在雲南發行的“美金購糧儲蓄券”的市價低於美金儲蓄券二成左右，也曾大量購進。一九四二年七月，重慶盛傳美金儲蓄券即將停售，聚行以“美儲券”既可保值，其增值部分又不表現在帳面上，可不付鉅額利得稅，相繼購進二十五萬美元。八月，財政部果然宣佈停售“美儲券”，黑市美鈔上漲，“美儲券”一元漲到法幣五十五萬元。九月，銀根告緊，差款行莊被迫拋售“美儲券”，聚行乘機又購一批。
至抗戰勝利前夕，聚行擁有“美儲券”一百四十多萬美元、“美金公債”九萬美元、“建設公債”，二萬美元。
在通貨膨脹加劇、法幣急劇貶值的情況下，聚行握有的大批外幣公債，對保值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早在一九二三年，聚行就在重慶、萬縣、沙市、宜昌等地收購赤金，轉運申、漢牟利。一九二六年以後，經營擴大，每年從川南峨邊及金沙江流域收購沙金，運往成都煉製後出售。後因金價平穩，無利可圖而一度停做。
一九三０年起，聚行再度經營黃金，由成都分行設爐，將沙金和首飾用金煉成十兩重的金條，打上“誠記”的牌號運銷上海。一九三八年，國內金價漸有起色，成都分行經營黃金達一千多兩。
一九三九年一月，財政部規定非受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四行之委託，一律不得私收金銀。當時，聚行在成都、重慶、滬州購有黃金一萬二千三百兩。按每兩二百五十元和中央銀行交兌。漢口分行也購有黃金二千七百兩，向中央銀行交兌。僅此兩筆，聚行即獲毛利五十三萬餘元。同年九月，成都分行又以每兩四百五十元和四百二十七元的價格向中央銀行交兌六千多兩黃金，得利不少。
一九四四年七月，中央銀行出售黃金期票，引起金價上漲，期貨與現貨間出現巨大差額。當時一塊重四百兩的現貨可兌期貨數塊。望著飛漲的金價，楊粲三想起聚行暗帳上曾購有期貨金塊兩塊，一塊已兌成現貨。一九四五年六月德國戰敗，市場金價暴漲，現貨每兩漲到八萬元，七月更漲到二十二萬元，這時現貨一塊可換期貨四塊。楊粲三認為，日本戰敗指日可待，金價必將大跌，決定將庫存金磚拋售。但找來找去卻怎麼也找不到庫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