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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南漢宸誠懇地說，“現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楊老闆經營金融業數十年，聲望卓著，請問您對新中國的金融大業有何高見？”
楊粲三正想談談聚行的事，聽南漢宸向他提問，態度又十分誠懇，沉吟良久，字斟句酌地說：
“實在抱歉，老朽對共產黨的金融大業知之甚少，實在談不出什麼意見。不過，依老朽之見，當務之急是整頓金融秩序，穩定幣值，穩定物價。對聚行這樣的私營銀行亦特別要予以扶持。我們聚行有三十五年的歷史，我們聚行”
說著說著就扯到聚行上去了。
南漢宸見楊粲三滔滔不絕地談的全是聚行，與全國金融大計毫不相干，但也不好打斷，只是靜靜地聽著。
楊粲三則越講越來勁了，他從聚行的歷史講到聚行的現在，從聚行的現在講到聚行的未來：
“我希望在共產黨的新社會里，聚行能保持它原有的性質，能允許我們自主經營；我希望將李世璋調回聚行任總經理你看行嗎！”
南漢宸想了想，委婉地答道：“楊老闆，李世璋現在監察部任職，是否回聚行，得政府和他本人同意。至於保持聚行原有的性質，恐怕難以實現！”
“為什麼？”楊粲三急切地問。
“銀行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必須實行國有制，聚行也不能例外！”南漢宸的話，語氣雖然平和，態度卻十分堅決。
聽了南漢高的這些話，楊粲三雖悵然若失，但他並不死心。
次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林伯渠設家宴款待楊粲三。
一九四四年秋，林伯渠代表中共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同國民黨代表談判期間，結識了楊粲三，彼此十分熟絡。
席間，楊粲三又滿懷希望地重提舊話。
林伯渠答道：
“粲三兄，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建設按計劃進行，對金融業必須實行全民所有制管理，由國家統一調配資金，聚行自然不能獨異”
聽了林伯渠耐心細緻的解釋和說服後，楊粲三才如夢初醒，認識到自己原來的想法是不合時宜的，不現實的，於是他非常失望，頹然返回重慶。
楊粲三從北京回到重慶時，重慶已經解放，到處一派喜慶景象，但他卻高興不起來。他一點也想不通，聚行是自己一手搞起來的，是楊氏家族的私有財產，怎麼可以實行全民所有制呢？既然共產黨一再宣告保護民族工商業，為什麼又要限制私營銀行的發展？他悵然不已。
一九五０年初，南漢宸和胡子昂在上海與楊粲三談了三次，一再向他闡明新中國的金融政策，希望他能順應形勢，顧全大局，早日加入國家統一的銀行組織中去。可楊粲三依然固執地要求保持聚行的純商業性和私營性，雙方不歡而散。
解放後，由於中國人民銀行在各地相繼開業，群眾對私營銀行信心不足，致使聚行的兩大支柱業務——匯兌和存款額度急劇下降，收益大減。另一方面，聚行的開支都一切照舊，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面對這種局面，楊粲三感到力不從心，他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才能讓聚行在公有制的大氣候中很好地發展。一想到聚行未卜的前途，他就心灰意懶。他索性閒散起來，撒手讓侄兒楊曉波、兒子楊受百去應付。
一九五０年八月，重慶又是酷熱難當。楊粲三顧不得汗流浹背，焦急地等著每天的報紙。報紙一到就一個人關在書房裡仔細地研究。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開幕了，會有些什麼新的政策嗎？
一天上午，在重慶致誠巷十二號（現為自力巷）楊粲三的寓所裡，楊粲三坐立不安地在一樓的客廳裡踱著步；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南漢宸行長在聯席會議上的報告。這個報告的精神，可是事關聚行的前途與命運的了！
一大早，他就派保姆到門口守候報紙。
報紙終於送來了。保姆一邊匆匆地走著，一邊大聲地喊著：
“五老爺，五老爺，報紙來了！”
楊粲三沒有回應，一手拿過報紙，急急地翻開，低頭看了起來：
私營行莊由聯營、合併而進一步靠攏國家銀行，“是金融業集中化的傾向，是應該允許的方向。金融業為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事業之一，根據《共同綱領》，應由國家銀行領導，以實現資金的有計劃分配，保證經濟建設的有計劃進行。”（南漢宸《在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上的報告》）
看到這裡，楊粲三頹然跌坐在椅子上，一臉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