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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慶豐舊員，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對其中一些經驗豐富而又勤懇踏實的人才，照樣重用，如陶心華。陶心華原來是老慶豐的一個普通職員，經唐星海認真考核，發現此人業務熟練，為人忠誠，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廠長，而將嚴謹而又心細的陶若華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員，這一男一女兩個陶門之華，也果有華採：陶心華將全廠財務管理得頭頭是道，陶若華將整個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條。
重金聘用，是招攬人才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資，培養後繼人才，尤為長遠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個更重要、更廣泛、更可靠的來源。唐星海極具這種長遠的戰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極度予以重視，還親自過問與參與其事。他投資並親自主辦了一所“無錫慶豐紡織人員養成所”，形式與今日的紡織專科學校相類，學制三年，教學內容以數、理基礎課與紡織、印染、電氣等專業課為主。他親自出任名譽所長，而以廠長駱仰之兼任所長，聘請許多著名的專家、工程師，如範谷泉、薛桂倫、朱文淵、吳敬人等任教。招收的物件為具有高中以上學業的未婚青年，也是實行公開招考，擇優錄取的。
唐星海對這所相當於今日大專型的“養成所”傾注了大量的精力與心血，他不但親自過問校務，保證辦學資金，甚至親自參與授課，而且連招生這一環也牢牢把關。由於學費不高而又確實能如當年景溪公所強調的一般“學習一業”，畢業後即可享有職員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學子聞風蜂擁而至，雖在見報時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卻屆期報名不下千人，而因誤延不得報名者尚遠不在此數。可見這一得力舉措的重要與甚得人心。
考試分兩個方面，一是筆試，二是面試。唐星海拉著駱仰之兩試中都親自嚴格把關。由於有充分擇優餘地，“擇”得更是優中之優，要求得也極為嚴格。對取得面試資格的逐一地單個提詢，學業之外，連相貌風度，舉止言談都列為“擇”選的條件，因而錄取了一批優秀的基礎甚好的學員，被錄取者自也深感榮幸，也有因一個不慎而失意者：如有個青年成績好，應對又得體，主考又注以和藹、稱許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臨出門前順手打了“榧子”；還有個青年於應對時一時興起，翹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錄取資格！
這所“養成所”一直辦到抗戰爆發，三年一期，培養了數百名技術人員，內中也成長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陳鼎司、溫懋修、黃錦春、王步良、張君謀、湯堯理、朱文玲等等。數百名經過專門訓練的技術人員豈是小可？就算慶豐已發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觀，這批技術骨幹的作用豈可忽視？
幾乎與“紡織人員養成所”創辦的同時，唐星海又在慶豐廠內組辦了短期的養成工學習班。用唐星海的話說就是，有什麼樣的工人就能紡出什麼樣的紗，織出什麼樣的布。相應地說，要想紡出好紗，織出好布，也必須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對工人素質的選擇與提高也是甚為關注與狠下功夫的。已在職的工人，素質差的必須力求經過學習短訓提高上去，對那些素質極差而又經培訓無明顯起色的一律辭退。徹底廢棄了過去的工頭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學習班培訓，才得錄用。既清除了工頭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強化了工人的總體素質。一九三二年以後，這種學習培訓的方法與手段就更為完善、有效了。這一年，唐星海於赴英參觀訂貨中，順便訂購了一套短程紡紗機，回來後與本廠淘汰下來的織布機配伍，專門用做養成學習班的實習機器，並訂出了近於現今的文明生產要求的條款：學員還必須學好並掌握巡迴路線、操作規則、接頭方法與工具定點堆放等。有了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質得到了大幅度的明顯的提高，且對總經理靠得更近了。這也同時產生了另外一種效應：無論是從“紡織養成所”畢業的技術人員，還是經過養成工學習班培訓的工人，都自覺地勞作，主動地向唐星海彙報些廠裡或車間的情況，形成了一個穩固而靈活的人事勞作基礎。使唐星海不僅能放心地安排與擴大生產，而且隨時可以較清楚地掌握人員思想、活動與生產動態，便於及時準確地採取相應措施。而這些素質好、有文化、有修養的員工們，經實踐的一再證明，較那些被視為心腹的文化素質較差的身邊人更為可靠。例如，為了照顧私情也為了便於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幾個曾在他家做過保姆、女傭、廚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廠裡做“抄身婆”。這些抄身婆沒有文化，又自持是老闆的“親信”，往往憑她們的認識與判斷標準向老闆“打”些“小報告”。一次，一個這種抄身婆“打”了工程師陳鼎司的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