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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龍虎人丹”銷售量大增，對他們構成了威脅，便控告中華製藥公司制銷“人丹”是“冒牌”、“侵權”，要求中國政府勒令停產。黃楚九絲毫不怕，聘請上海著名大律師，與日商大打官司。由於雙方各不相讓，官司逐步升級，一直打了十多年。一九二七年上訴到北京最高法院機關，最後由內務部做出終審裁決，判定“人丹”與“仁丹”兩藥各不相干，可以同時在市場上銷售。
在十多年的訴訟期間，“人丹”的名聲逐漸擴大。勝訴之後，“人丹”的銷路大增，生產擴大了幾倍。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上海流行霍亂。黃楚九抓住時機，大事宣傳“人丹”之妙用。他在報上刊登廣告：
“時疫猖獗，防傳染，救危急，不可一日無此二者——人丹、急救時疫水。上海三馬路中法大藥房發售。”
由於黃楚九抓住時疫流行，居然使與霍亂無關的“人丹”和“時疫急救水”成了暢銷藥，中法大藥房因而又大發了一筆財。
黃楚九與日商打了十多年官司，花的訴訟費、疏通費、人情費共計十餘萬元。他既不心疼，也不後悔，他說：“這是給我自己出了一口氣，也是給中國人出了一口氣！”
一帖“百齡機”又賺大錢
黃楚九步入中年之後，經常吃大魚大肉、山珍海味，因而消化功能減弱，食慾不振，大便秘結。自己配一些中藥吃，療效並不好。有位高手給他開了一副藥，黃楚九吃了不僅症狀大減，而且此藥竟成了他又一株“搖錢樹”，給他帶來巨大財富。這位高手是誰呢？就是黃楚九的大女婿臧伯庸。
據有關文章記述，黃楚九選臧伯庸為婿，製售“百齡機”，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的四房妻子生有三男六女。三個兒子從小嬌生慣養，皆不成才。那麼，這一大攤家業由誰來繼承？黃楚九把希望寄託在女婿身上。他有六個女兒，如果有六個精明強幹的女婿，也一樣繼承他的家業。所以，黃楚九對於選婿，十分重視。
當長女到了結婚年齡，他就開始物色女婿。他把他認識的年輕人認真挑選一番，中意的一個也沒有。後來想起過去在北京認識一位名士叫臧瑜，他有個兒子叫臧伯庸，長得英俊挺拔，一表人才，而且志向高遠；準備東渡日本學醫。黃楚九便給臧瑜寫信，表示要把長女嫁給他兒子為妻。臧瑜很快回信，欣然表示同意。一九一二年，臧伯庸去日本留學歸來，便擇吉日與黃楚九長女黃淑貞完婚。臧伯庸有知識、有才幹，果然成了黃楚九在事業上的得力助手。
臧伯庸在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開了一家伯庸醫院，購進X光機、人工太陽燈、鐳錠照射機等，成為當時上海比較現代化的華人醫院。伯庸醫院開業不久，因臧伯庸醫術高明，名聲大振。老中醫黃楚九患病，還得由女婿診治。他給老丈人開的具有滋補、開胃、潤腸等多種功效的藥，被黃楚九發現，這是一種對老年人普遍適用的藥，如果推廣開來肯定能暢銷。黃楚九把他的想法和女婿說了，臧伯庸表示贊同。他們商量該藥用什麼名字合適。黃楚九說：
“百靈劑如何？”
“不妥。”女婿說，“世界上哪有‘百靈’的藥品，別人一聽就知道這是一種宣傳廣告，是推銷手段，不如改為‘百齡劑’，取其延年益壽之意。”
“好，甚好！”黃楚九說。他想，到底是洋博士，深明事理，竟勝我一籌。
黃楚九與女婿將藥名起好後，又請謀士擬了一篇銷售“百齡劑”的廣告，送到報館刊登。誰知第二天報紙登出來時，排字工人將“劑”字誤排成“機”字。“百齡劑”成了“百齡機”，這可如何是好？如果登報更正，新藥還未問世，名字就弄錯了，影響不好，也不吉利。黃楚九正在發愁之時，一位朋友說道：
“可以不用改，用‘機’字更好。‘機’可以作為‘機體’解釋，即常服用此藥，使人具有可達百齡之機體。”
還有一位朋友說：
“中國的藥名，都是叫丸、散、膏、丹、湯、劑、片等等，把藥名稱為‘百齡機’，可以突破常規，不落俗套，分外新穎。”
“好！”黃楚九說道，“只好將錯就錯吧！”於是，決定此藥正式命名為“百齡機”。
一九二三年，百齡機由中法大藥房投入批次生產，但是未用中法大藥房的名義，而是虛設一個“九福公司”。黃楚九認為該藥萬一砸了牌子，不會禍及廠家或商號。百齡機試銷後，很多老年人爭相購買，反響不錯。黃楚九認定這種藥一定能暢銷，決定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除了在報紙上大做廣告之外，還僱用大批人到市內各處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