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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條件中，如果說前者是給了古耕虞很大的方便，那麼後者就不但是方便而且是重惠。
“打包放款”是銀行貸款的一個特定專案，即出口商在打包裝船前，獲准的低息貸款。一般是貨主先將出口貨物存進銀行的倉庫或銀行指定的“公倉”，經過計點，始能獲准貸款。而貸款的數額並不會太高。這種貸款的利息較市場上的一般貸款低出數成，比如，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中，市場上的一般貸款的利息為一分五厘以上，而這種“打包放款”的利息始終保持在幾厘之間。這種放款，在客觀上也確實是等於銀行扶持出口商，獎勵出口，作用很大。但在銀行家的主觀上，扶持、獎勵的終極目的，還是出口商多了、富了，出口量大了，多了，別看息低，卻是很重大很牢靠的一筆收益，類似經商中的“薄利多銷”，而這種“薄利多銷”又可靠性大，經常性強，數額量多，是銀行的一大收益專案。資本下的銀行家，並不是慈善家，用古耕虞的話說，是“富貴之交”，絕非“貧賤之交”！他們“當你的生意好，信譽好，就來拍你的馬屁，送錢上門，唯恐你不用他的錢；一旦你的企業有了風吹草動，靠不住了，他就會馬上換一副面孔來逼債，才不管你是跳樓，還是上吊呢！”中國銀行比起外國大資本銀行只是略具些民族味，略好一些而已。但當重大利害當前時，他也必然唯利是圖。也正是為此，古耕虞才不願與外商銀行打交道，他對某些土財主寧可不拿利息，甚至倒貼“保管費”也一心將錢存入外商銀行的作法很鄙薄，認為是不識時務，也便宜了外人。因此，他很希望中國銀行能主動吸收他的外匯，何況又給了他如此的優惠條件呢，因而滿口答應。
如此，古青記不但牢靠地獲得了這種貸款，而且省卻了存庫、入庫、再送上港口的一筆可觀的費用與不少的麻煩。而他又極講信譽，從不出一絲一毫的毛病，時刻使銀行深刻地意識到：他的信譽是最好的，他的企業是興旺的，也是最能經常賺大錢的，他發了財，銀行也必然隨之而可靠地賺到大錢。因而，中國銀行對他一再破格優惠，甚至不惜打破銀行慣例。
比如，依例，客戶向銀行貸款，是必須有擔保物件的，最可靠的自然是有銀行擔保。這慣例一直在銀行界延續不斷，後來甚至形成了文字條款，可見是一種極受重視也不可或缺的必要環節與保障手段。可在當時，古青記的往來那麼大，一般的小銀行、小企業又怎能具有具保的資格？要具保只有接近於起碼低於中國銀行不為太甚的銀行或與古青記相當的企業，可這又哪裡去找？當然，中國銀行是最有信用也是最適宜的。所以議來議去，中國銀行索性打破此例，直接改由古耕虞以個人名義為古青記擔保！業主為本企業擔保，也就是憑自己為自己擔保，這個先例開得莫說在舊中國銀行史上就是查遍世界銀行史恐怕也是絕無僅有！這卻正是古耕虞鐵打的信譽換取來的奇特的結果。說他的信譽是“鐵打的”，一點也不為過。在當時，莫說在中國銀行界的心目中，他的信譽已足可抵得一家銀行，連倫敦的英國鬃商也十分肯定地宣稱：“古耕虞的信譽與英格蘭銀行一樣可靠！”英格蘭銀行的信譽多少年來是一直為世人公認與稱道的，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是最有實力最有信譽的銀行，古耕虞得以與之相提並論足見他的信譽之高。何況持此說者又是不必出於討好與譁眾取寵的外國商界同行。古耕虞自己更為重視，他從不略一疏忽。比如切囑袁沖霄就是一個顯例。袁沖霄是古耕虞費了很大心力物色與誠聘的一員干將，對這個難得的人才他甚為重視與愛惜，一上任就安排他到天津公司去當經理，獨當這幾乎關係全公司命脈的一面，倚為方面的心腹大將。送行時他鄭重申告：授予全權，即使虧了本也不責怪，可“不能搞壞了我的牌子！特別是必須按期履行合同，必須保證虎牌的質量！如果這兩項做壞了，我會立刻撤你的職！”這後幾句，不但語意明確，而且聲色俱厲！
古耕虞的信譽越好，越高，中國銀行越對他優惠，打包放款的數額，幾乎佔古耕虞全部營業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中國銀行的天津分行的打包放款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投放給他在天津設的分公司的，而且期限也長。這就等於中國銀行以低股息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