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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甫沒有被軍閥的氣焰所嚇倒，他沒有氣餒。陳光甫望著西子湖裡春水氾濫，樹木已經抽出新芽；在生機盎然的綠野上空，百靈鳥在飛翔，空中迴盪著快樂的歌聲。他的心也隨著百靈鳥在飛翔，編織著自己重新創立的人生軌跡。這是他一生的又一個轉換點。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他手中誕生
陳光甫正醞釀著，要創辦一個不依賴官府、不受官僚政客們操縱、可以自主經營、自由發展的新式私營銀行。
當時，中外公私銀行集中於上海，可謂山深而林密。
一九一五年，在上海租界內的外商銀行，計有美國的花旗、菲律賓、匯興，英國的滙豐、麥加利、有利，法國的東方匯理、中法實業，日本的正金、臺灣、朝鮮、三井、三菱、住友，德國的德華，荷蘭的荷蘭、安達，俄國的道勝，比利時的華比等資金雄厚的銀行。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打響，歐洲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分成兩大軍事集團，交手較量。為爭奪霸權和殖民地勢力範圍，英、法、德、俄幾國互相火併，無暇東顧，暫時放慢了對中國這個積貧積弱的東方大國的侵吞步伐。中國的民族工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交通運輸、商品流通、金融信貸相應隨之擴充套件。至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在上海的中國公私銀行，其總行或分支機構，計有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華商業儲蓄銀行、新華儲蓄銀行、四明銀行、聚興誠銀行、鹽業銀行，以及浙江、江蘇、山東銀行等十餘家。其中有樹大根深的舊有銀行，也有長勢頗勁的新建銀行。
此時，上海的錢莊，發展勢頭也很猛，由一九一二年的二十八家，發展到一九一五年的四十九家。其中永豐、福康、順康等家，具有相當可觀的實力。
在這樣環境中，要開闢出一條路，建立一個新銀行，具有幾分可行性？發展前景可觀還是堪憂？而且，當時的陳光甫，缺少開辦銀行的必備條件——雄厚的資金。他幾乎近於兩手空空。
一個好漢三個幫。陳光甫首先找到他的兩個摯友張嘉敖和李銘。他們三人在上海銀行業中有“三兄弟”之譽。他們兄弟三人都曾就讀私塾，對於中國舊有的傳統文化皆有相當的基礎。都是出洋留學的洋學生。所學專業相同。都曾受到新思潮的影響。有從事銀行工作的共同經歷。而且年齡相近，正值血氣方剛的青年時期。
張嘉敖，字公權，江蘇寶山人，一八八九年生。十二歲曾隨他二哥張嘉森（字君勵）在上海學習法文。後在家鄉從師學儒學。十五歲中秀才。十七歲赴日本，在慶應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專業。留學期間，結識梁啟超。由於學費無著，未及畢業，提前一年輟學返國。思想開明，曾從事政治活動。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經南京臨時政府批准的中國銀行，在上海漢口路三號大清銀行舊址開始營業，正需金融方面專門人材。經梁啟超介紹，他於一九一三年底就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
李銘，字馥蓀，浙江紹興人，一八八七年生。幼年曾讀私塾，並曾入杭州教會學校。一九０五年赴日本，在山口高等商業學校專攻銀行學。畢業回國後，一九一二年任設於杭州的浙江銀行稽核，嗣後升遷該行上海分行副經理。
初時，陳光甫向二人徵求意見時，沒有得到他們的贊同。二人從實際出發，顧及到開辦銀行，必須有一定額度的資金為基礎。而籌措大量資金，談何容易！
陳光甫有他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認為，銀行開辦之初，並不需要鉅額資金，也不必與其他商業銀行較量股金份額的多少。
那麼，用什麼來彌補資金的不足呢？
陳光甫牢記古訓，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他認為自己的銀行可以為大銀行服務，只要其服務能力足以取信於大銀行，即可利用大銀行的資金。另外，可以利用優良的服務，吸收儲蓄存款。他早已發現，洋商銀行一向注重與政府進行交易，以及與外國商人打交道，而忽略一般小商平民。洋商銀行的廣廈，以及辦公使用的外籍語言，使一般小商平民望而卻步，不敢問津。若有服務周到的銀行出現，正迎合這些人的需要，即使資本不大，也可以不動聲色地與各洋商銀行逐鹿競爭。因為，洋商銀行資力雄厚，難與抗衡，只有從服務方面入手與之競爭，才能夠揚我之長，克彼之短。
因此，陳光甫認為，先集資五萬至十萬元，銀行即可以開業。開業之後，如果真正能夠有優良的服務，就可以逐步增加存款，也可以逐步增加放款。到那時，資本的積聚和運用這兩大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