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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三峽水電站將是最大的一個水電站，但決不是唯一的水電站，並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帶及其支流，將會找到許多適當的地點修建比較小的水電站。一個位於灌縣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發電82萬千瓦。另一個則在大渡河與馬邊河之間。這兩條河差不多是緊挨著並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標高卻高得多。如果開一條隧道將兩條河連線起來，將有足夠的水位差發電200萬千瓦。另外還有長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著西康和雲南兩省邊界的大山脈迂迴流過，最後與岷江匯合。這條江的所有沿江地帶都可以修建水壩，同時解決發電和航運問題。這些水電站的總髮電能力如果超過巨大的長江三峽水電站，那將是毫不奇怪的。”
許多年後，當人們讀到盧作孚先生的這篇文章時，不能不拍案叫絕！
“任何開發計劃，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沒有意義的。當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災害的限制或危害時，人民的生活就永遠無法富裕起來。我的心中強烈地銘刻著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旱災之一的情景。從低空飛行的飛機上望去，數百英里範圍內，只能看到乾涸的田野由於缺水而開裂；覆蓋著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綠色，而是頭一年留下來的枯死的殘梗。一星期以後，我又一次飛過那片農村，景色卻完全改變了！代替旱災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穀的美麗秧苗。雨已經下過了，人們已經播種。迅速改變的景色，使我留下一個信念：人的力量同等於大自然的力量。”
盧作孚在《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民生實業公司》一文中，詳細地記述了民生公司的艱難歷程，對民生公司未來的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宏遠理想：
“當著一般人都在高談戰後航業問題的時候，民生公司還是隻忙著戰時問題。不是它眼光短淺，不能看到戰後，而是它認為問題排列的秩序應該是第一為戰時，第二乃為戰後。它相信國家對於戰後的航業，必有整個的籌劃，必責成幾個主要公司分擔各主要航線的責任。民生公司在國家整個航業籌劃之下，也當然是主要負責的輪船公司之一。本著它戰前的計劃和現在的基礎，揚子江上游仍應以絕對優勢，保持航業上的長期和平，使不再發生殘酷的鬥爭。揚子江中下段，它應該是幾個主力中的一個主力，使足以與它的上游航業聯絡；沿海它也許視能力參加，以與揚子江聯絡。”
盧國紀先生在回憶父親的這段經歷時，深情地寫道：
“我的父親為民生公司的戰後發展制定了宏遠的計劃，準備從國外訂造一批最新型的現代化客輪，參加長江全線航行；從國外購買或訂造一批海輪，參加海洋航行，首先開辦南洋航線，造較大的海船行駛香港、呂宋及南洋群島各埠；然後開闢北洋航線行駛青島、煙臺、天津等埠；最後我們便要與列強從事海洋航業的競爭，東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飄揚著懸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親為民生公司制訂的宏遠計劃並不只是為了民生公司，而是為了整個國家”
盧作孚的戰後建設理想，正如孫恩山在《盧作孚與他的長江船隊》一文中所說的那樣：
“今天，經過六年抗戰之後，透過戰爭的硝煙，我們開始看到了一個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廣闊輪廓。中國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將居於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國的生活中將居於何等地位？盧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個島國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視這些地方並不只是為了事業，而是為了業務上和技術上的合作，以使他為之服務並如此熱愛的國家獲得更大的發展。——
1944年10月1日，這天正好是舊曆八月十五——傳統的中秋節。北碚傳出一個特大喜訊：盧作孚將代表中國實業界出席國際通商會議。這次會議是針對二戰行將結束，安排戰後經濟秩序的重要國際會議，將著重討論戰後工商業的發展，包括國際商業政策、航業政策、新區域的工業化等問題。
北碚各單位在中國西部科學院為盧作孚舉行了一個聯合歡送大會。
復旦大學校長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歡送詞：
“在國際上，尤其是國際外交上，說話人的成份——即個人的力量，往往影響到會議的成敗，所以各國選任外交官，必選在事業學術上有成就的人，說出話來才有力量。盧先生是中國一位大實業家，一手經營北碚，艱苦締造並主持民生公司。抗戰期中，無論直接或間接，對國家貢獻之大，在國際上也已風聞。盧先生簡色、樸素、刻苦、篤實，不鋪張，不誇大，充分表現了中國事業家的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