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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平靜下來,思凡之心一動,便再也無法苦修下去,於是一個電話撥通家裡,聽見母親的聲音,便脫口而出:“媽媽,我要回家了。”
三毛回到臺北,“三毛熱”旋即席捲了臺灣,三毛被評論界稱為臺北的“小太陽”,成為少男少女們狂熱愛戴的青春偶像。
在紅塵中呆久了,三毛又渴望做一個普通人起來。
1987年,臺灣當局開禁,准許臺灣部分居民回大陸探親,不願人家叫她“臺灣女作家”,希望人家叫她“中國女作家”的三毛,聽到這個訊息後,抱住鄰居中的一個退伍老兵,又哭又喊:“我們可以回大陸了!我們可以回大陸看祖國了!”
三毛很快就制定好了回大陸的計劃。
1989年,她第一次回大陸,回故鄉,場面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她盡情地哭,盡情地笑,滿腔“血濃於水”的故鄉情揮灑得淋漓盡致。可是悲喜過後,三毛卻感到一種乏力的虛脫,和鄉親們在一起時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所有的眼淚和歡笑,回想起來竟有些做作得像演戲,親密的場面很多,深厚的感情內涵卻挖掘不出多少。失重感困擾著三毛,同時,她的濃情似火的大陸行在臺灣的家人中並沒產生太大的反響,這加重了她的難過。
第二次回大陸,她慎重行事,輕易不暴露自己的行蹤。對王洛賓的訪問給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王洛賓的那個孤清冷寂,只有音樂的陪伴,沒有世人的打擾的家,產生了一種依戀感,她渴望和那同自己一樣,早年喪們的孤單老人同坐在門前看黃昏的晚霞和夕陽。她想,她和王洛賓在一起,便能使王洛賓的家成為他們的溫暖寧靜的桃源,沒有塵世的暄囂,也沒有遺世的寂寞,她的心將安定下來,不再搖擺,不再流浪。
離開新疆後她去了出生地四川。在一次座談會上,三毛快樂地說:“我一直在等你們同一個你們都很關心的問題,可你們一直沒問,你們為什麼不問我,你丈夫去世快11年了,你要不要再組建一個家庭?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這是三毛孀居11年,第一次自己主動提出關於自己再婚的話題。
然後,三毛又自問自答道:“我希望今後能回大陸來,也希望一位先生能讓我愛讓我敬他首先要能彌補我缺乏大陸生活的空白,用他的人生經驗來指導我。”
三毛的這位先生,是不是已經有了實有的人,具體所指是誰,恐怕只有三毛自己和上帝才知道了。
第三次來大陸之前,她同幾個好友的談話,已流露出明顯的準備定居大陸的想法。
在同王洛賓的通訊中,她已把王洛賓當作她的知己,她甚至將一種人生的觀望,人生的信仰,寄託在王洛賓的身上,她在他的聲名被埋沒了60年,卻忍辱負重,任勞任怨,在默默無聞之中仍不放棄對音樂的愛和追求的品質上,發現了一種人生境界,並將和王洛賓生活在一起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昇華和完滿。
可是,王洛賓卻讓三毛失望了!
王洛賓以怎樣的方式來生活,這本身並無絲毫不對的地方,三毛對他失望,並不能因此評判王洛賓的品質有問題,因為三毛的標準只是她個人的標準而已,並不能憑她的好惡來斷定人的好壞。
三毛失望,是因為她把王洛賓視為了知己,但王洛賓並不是她的知己,他承擔不了她對他的感情寄託和她的人生理想。
三毛答應了幫王洛賓拍戲,她不忍拒絕他,她答應了,答應得毫不情願,答應得完全違背心意。
住進王洛賓家的第一天晚上,三毛在這個自己渴盼了這麼久的地方,卻失眠了,不是因為太激動,而是因為心中的激情已被磨耗得所剩無多了。
第二天清晨,三毛睜著一雙整夜無眠的眼,演了一段“三毛訪洛賓”。
三毛幾乎像個木偶似的任憑導演的擺弄,機械地重複著別人的安排,心中說:來吧,你們想怎麼樣都行,三毛是一根蠟燭,他們說的,你們儘管拿去用吧,至於三毛,死好了,死好了三毛的拍戲任務便是:身穿睡衣,踮起腳尖,輕手輕腳地把那三盤從臺北帶來的“邊疆民歌”錄音磁帶放在王洛賓的臥室門前,好讓他起床後,在開門時有一個意外的驚喜送過的禮物收回來,以別人設計的方式重新送一次。
三毛沒有發火,心早已麻木了。
所有的導演要求她做的細節,她全按照導演的標準來做了,可是臉上的表情卻死板板的,一點也不生動。
拍了兩次,均未達到理想的效果。王洛賓的戲倒是一次便成功了。
三毛面無表情地對導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