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全記錄第一卷－和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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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共產黨、消滅毛澤東，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違的事。同時二戰剛結束，立即武力干涉別國，也與美國的國際形象所不合。因此，如果直接出兵中國，美國會在國內外遇到太多的麻煩，可能會付出沉重的代價。但是眼睜睜看著這位昔日的盟友由於專制而被共產黨和人民一步步推倒垮臺，那也是杜魯門所不願看到的。此時的杜魯門一直在搜尋枯腸，思考著如何在中國實現一個“偉大的美國夢想”。

杜魯門雖然沒有上過大學，但其歷史知識並不缺乏。他記住了先賢們的“中國夢”。自美西戰爭開始，美國十字軍就扛著代表了“最廣泛的自由、最純潔的基督教和最先進的文明”的星條旗，踏上了向西擴張的征途；正當美國興沖沖地準備跳上中國大陸大幹一場時，卻迎頭碰上了列強在中國掀起的割地狂潮。在這場弱肉強食的混戰中，美國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以便在無力參與瓜分的條件下，從列強向中國的勒索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自日俄戰爭結束後，美國被沙俄和日本攜手排擠出中國東北大門之外。到了本世紀30年代初，日本侵華更是把美國苦心經營的華盛頓體系攪得七零八落。此後，美國的綏靖幻想，又使美國在亞太地區形成不死不活的局面達10年之久。直到1941年12月日本發動“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才莊嚴地對這個彈丸小國宣戰了，並大幅度地調整了遠東政策，決心最終打敗日本，取得對遠東的支配權，以保證美國在這裡的繁榮發展的前景。

杜魯門一直牢記著他的前任羅斯福的對華策略。羅斯福在致力於粉碎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同時，一方面時刻警惕蘇聯勢力在戰後“從亞洲東北部向外擴張”，另一方面，又對猶如蓄勢欲發的火山一樣的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憂心忡忡。

這是當時美國處理亞洲事務中的兩大難題。

1943年羅斯福把先人“門戶開放”的對華政策發展為“使中國成為強大的國家”的新對華政策，以便使中國成為支撐美國在遠東的主導地位的臺柱子，成為抵消蘇聯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這一決策既然定下來了，羅斯福便不遺餘力地在國際上把中國塑造成美國想象中的形象。1942年1　月，在莫斯科美英蘇三國外長會議期間。美國國務卿不斷向蘇聯外長施加壓力，迫使蘇聯承認美國賜給蔣介石的頭銜，使中國政府得以在四國宣言中籤名。11月下旬，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召開三國首腦會議。羅斯福又接待了“四強”大廈的第四塊“基石”。自然，美國與蔣介石政府確定了雙方在遠東的戰略關係。

問題在於，當羅斯福頭腦形成“使中國成為強大國家”幻想時，美國正面對著蔣介石統治中的中國既不統一，也不民主，更談不上強大的問題。就在羅斯福拼命樹立蔣介石國際地位時，中國的國內國共兩大黨的危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蔣介石政權由於腐敗無能及其專制獨裁，也正面臨極度困難。然而，由於美蔣戰略關係的確立，使美國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逐漸失去了可供選擇的餘地。羅斯福認為：蔣介石雖然有缺點，但卻不能取代他；而中共方面則控制著許多地區並集合著一批願意抗日的愛國者。因此，美國的對華政策應是維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透過民主的方式推動國共聯合，在中國實現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

自1944年10月，美國政府召回了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信心，同時又對中共延安政權寄予較大希望的美國駐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中印緬美國空軍總司令、中印空運補給司令史迪威上將，而改派美國前陸軍部部長赫爾利少將赴華後，情況又有了一些細微的變化，那就是在對待中國共產黨問題上。在羅斯福眼中，赫爾利是忠實於他的好老頭。1944年9　月，羅任命赫為總統私人代表赴華，不久又任命他為駐華大使，全權代表總統推動上述對華政策。

可惜的是，赫爾利在執行羅斯福的調整後的對華政策時，可以說並沒有完全忠實於羅斯福，他過多地偏向了蔣介石，赫氏一到中國的第二天，就對蔣介石表示，總統給他的主要任務是“維護國民政府的鞏固和擁護您做中國的領袖”。隨後，一方面推動國共接觸，企圖找到一個“以中共交出軍隊”為條件，給其。“合法”地位的途徑。另一方面，則堅決反對向國民黨以外的軍事集團提供美援，赫爾利的赴華，使美國在華的主要工作目標，變得遙遙無期了。

赫爾利在1944年12月24日致美國國務卿的電報中明確提到自己來華的目的是：（一）防止國民政府崩潰；（二）支援蔣介石任共和國總統和軍隊統帥；（三）協調委員長與美軍指揮官的關係；（四）促進中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