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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遷移的初步引言
今天是1948年10月4日，我開始整理舊稿，重新書寫，追溯到24年以前起頭的一樁故事。這故事遠大地說：向上追溯，關係5000年以上，下垂可以到世界不曾毀滅的時期。縮小到對我個人來說：從1924年一直到現在，24年之中，經過了多少興奮與懊喪，鬥爭與忍讓，從少壯時一直到白髮蒼蒼。
歷盡了多少艱辛，其間還經過了一段對日抗戰將近10年的流亡，死去了一個同患難而觀點各異、親而不信的總角之交。
我身居最高幕府，國民黨行政院。深知這裡的是非不分，黑白不辯，功罪由人，莫名其妙。以一個冤案的淵源而論，起始於18年前，這正是一方說成功，而一方要走向內爭與失敗之路，莊子說的“方中方昃”，正是此理。
以本人而論，被牽於二十六年，我意在為公，從井救人，情跡甚顯。1945年抗戰勝利歸來，枉法之徒，卻依然雄踞高位，肆意迫害。我們理直氣壯的朋友，卻處處退讓，令我始終孤掌難鳴。1948年忽然天網恢恢，那個惟婦言是聽的賣友承歡的妄人突然死亡。那些依仗狗勢的法官，覺得失去了憑藉，恐懼反攻，突然來了一個援據，所謂一“大赦令”且沒有經過公審的“特赦”終結此案。
遠望長空，一片漆黑，對於一般的是非黑白，卻也是還在看不見的時代。那一幫賣友求榮以及吮痔舔痂者流，還正擁踞高位一手遮天呢！因此，我只得用紙筆代喉舌，留待將來，總有天亮的日子！我在這裡“待旦”，我並不著重為自己鳴冤，我卻認為“多此一舉”，是有益於天下後世能夠了解此一段故宮的始末淵源，則餘願足矣。？
第一部分：遷移的初步驅逐溥儀出神武門決議（圖）
現在，我要提明瞭，我這所記的，是北京神武門的故宮，從1924年11月驅逐清廢帝溥儀，將它改成故宮博物院的一段故事。
我那時33歲，正在盛年，按說在那一片政治亂象的非常年代，本應以一支禿筆，靠書畫詩文，隱遁逃避，獨善其身，終其一生。卻反而在時局的制約之下，蒙當時執政的諸多大人物抬愛，欲以文吏治國，請我做了北洋政府內務部警政司的第三科科長（注：當時沒有公安部），主管的是外事警察，以及地方治安，並且兼著許多公職。其時北京市政府還稱市政公所，我也兼著坐辦，相當秘書長。其中的主要責任，乃是對廢帝溥儀與“清宮”事物的監管。
溥儀久居宮禁，頗不安分，與張勳、康有為等清室舊臣陰謀串聯，常思復辟，造出很多事端，且將宮內寶物不斷移出宮外。此些事情恰在我的管轄之內，由於事涉重大，我畢竟一介書生，哪裡經過如此複雜的局面，倘若真出變故，非同小可，殺頭之罪姑且不談，國家顛覆，天下大亂，禍延百姓，騰笑世界，則誰來承擔？
為此我多次向上呈文，提議按照清室退位時簽署的優待條件讓他遷移出清宮。但當時一班高位的主政者，都在清朝做過高官，受過聖上隆恩，還有“故主之思”，暗暗抵抗，不能這樣做。
我生在清末，13歲考入浙江大學後因父曾在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任職，幫助策劃“洋務運動”，我轉學至武漢的“湖北方言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學的是英文專業，畢業時不過19歲而已。
我有一位昔日的湖北方言學堂英文系同窗，大我11歲的易寅村（培基），他以孫中山先生代表身份來京與蘇聯公使加拉罕談判庚款分配，每次來都是住在我家。這次，他因為公務，又為避免耳目，他要我給他在我家近處找一個旅館。我給他安置在我家衚衕隔壁的一家公寓，地點是在南河沿，名叫大純公寓，離我家不過百十步之遙。每天給他送飯菜，他無事則來我金鉤衚衕家裡坐談，常常談到溥儀出宮的問題。那時，正是馮玉祥“叛變”了，班師回朝，驅逐了曹錕，黃郛組織了攝政內閣，易寅村出任了教育總長。
1924年11月5日下午，寅村匆匆地來到我家。他那時已經遷居到後門井兒衚衕，不同以前的每天見面了。那日一來，就興奮地告訴我說：“你平常談的要請溥儀出宮，昨晚我們深夜開了一個會議決定實行了，組織了一個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推舉了李石曾（煜瀛）做理事長，會內除少數專任的職員而外，聘請許多專家以及各機關有關係的人士做顧問，政府各機關規定每部派二人為助理員，內務部自然要派，你來吧！”
我聽到這訊息，當然非常高興，也感覺很有興趣。同時心裡也暗思忖，倘若溥儀不思復辟，守紀守法，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