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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曉，我和羅家倫不敢在前門的東車站上車，繞道永
定門，乘著城門剛剛開啟的時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裡的一個小站上搭上火車，悄然南下。
以租界為中心的上海是比較自由的，租界當局似乎也不願多幹預中國內部的內爭。那時
中國內部政局是複雜極了；大體說來，北京政府勢力範圍內直皖兩系之爭日益加劇。段祺瑞
和他的安福系控制著北京的政權；總統徐世昌則與直系軍人暗中結納以示對抗；關外的張作
霖因不滿段的親信徐樹錚也開始與直系攜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國務總理靳雲鵬與西北籌邊
使徐樹錚的權力之爭。在廣州的南方政府，有閒居上海的孫中山先生與七總裁③之一的岑春
煊間的爭執；此外廣州還有甚麼掛系、粵系、滇系等等的明爭暗鬥。上海是南北和會會場的
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軍閥進行各式各樣政治買賣的中心。這裡又是全國輿論的樞紐，
全國性的民眾團體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都設在這裡。因此，各地民眾團體的代表和學生代表也
都川流不息的來到這裡。
那時，反對北京政府並對學生運動表同情的主要有三個派系。第一是孫中山派。這一派
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說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軍人和政
客。直系中後起之秀、時任師長的吳佩孚駐紮在南北要衝的衡陽，一面與南方聯絡倒段，一
面發出許多電報同情民眾反日運動，表現得似乎是一個十足的反日愛國軍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間我們到達上海。我和羅家倫在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會議席上陳述北
京政府壓迫各地學生、禁止抵制日貨、有直接與日本交涉出賣山東的危機，要求全國各界一
致向北京政府抗爭。這主張受到國民黨人的反對。民國日報的邵力子和其他國民黨的代表們
表示：我們根本不承認北京政府，我們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無異於變相的承認它了。
我們指出：不承認北京政府和打擊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時並進的。而且從具體事件反對北京政
府，更是動員民眾徹底反對它的應有步驟。但他們堅持立場，而且懷疑我們對北京政府仍有
幻想。他們所強調的是與北京政府絕交，全國民眾抗納捐稅等等。其實這種急進的意見，在
北京政府的統治區域內實在甚難做到。
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
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物件。作為吳佩孚之友的孫洪伊因此
成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時竟有大孫（指孫中山）小孫之稱。但在我們與他多次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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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中，知道他不過是一箇舊官僚型的人物；對於我們這種青年並無甚麼吸引力。但吳佩孚所標
榜的召集國民大會、和平解決國事、反對直接和日本交涉山東問題、國民籌款贖回膠濟路等
主張，獲得了民眾團體的廣泛支援。上海各民眾團體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盛大的國民大會，
公開致電吳佩孚表示支援，我們也參與了這次集會。一九二○年一月間，北京的學生聯合會
被封閉，吳佩孚的主張所召開的國民大會也被解散。
《時事新報》的總編輯張東蓀那時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與我們有經常的接觸。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變的鉅子、研究系的首腦梁啟超從歐洲回到了上海。張東蓀約集我們
—羅家倫、許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時事新報館樓上與梁晤談。他敘述了一番歐遊的觀感，
語氣之間特別強調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並慨嘆他二十餘年從事政治運動徒勞無功，表示今後
對政治已無興趣。他提出一個五十年文化的大計劃，希望青年學者贊助。我們向他說明被趕
出課堂，無法安心研究學業，不得不從事反日愛國運動等等實況，對他專力於文化工作的抱
負，自然表示欽佩。
我們辭別出來，大家議論，認為任公的談話象徵著研究系在政治上進退失據的消極性。
任公本人在中國文化啟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