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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第一次會議。我們的第一個困難是經費，已往的經費多半由陳獨秀先生籌集，因大會
的開支已所餘無幾。各地代表在離開上海以前都表示過籌集經費的不易，使中央無法要求各
地分擔所需的費用。中共中央除我們三人外，並沒有專任事務工作的人員，我們分別住在分
租來的小房間裡，並沒有一個可以集中辦公的地點，一切也無規可循，都在摸索試探之中。
我們將大會情形及會後新中央所面臨的問題函告陳獨秀先生，並催促他從速來滬就職。
我們不願因陳獨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頓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滿後要回日本去繼續學業，不可
能專心致志幹中共中央的工作；李達仍忙於寫作，於是在這段期間，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
的重心。
馬林對於大會的成就是很滿意的。當我和他在李漢俊家裡匆匆分別之後，直到會後幾天
才再見面。我將大會經過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筆記下來，似是要向共產國際作一個正
式報告。他最感覺高興的是我們居然能擺脫警探的監視，迅速完成大會的工作，這是一種不
怕風險積極精神的表現。他認為大會討論黨綱黨章所獲得的結論，大體都能站穩共產主義的
立場，對於工人運動的決議，更是切實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穫。
我們談到新中央將如何根據大會決議展開工作時，馬林提出那個已經決定了要組織起來
的工人運動的中央機構，應該用甚麼名稱。我告訴他，這個名稱還在考慮之中，我們不能稱
之為總工會，因為還不是由各地工會所產生出來的機構，並反問他，根據各國工人運動的經
驗，以使用甚麼名稱為最適當？他建議可以叫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這說明這個名稱
適合於一般共產主義者從事工會組織工作的稱號。這個名稱的提出，似是馬林對於中共第一
次的具體貢獻。
我們同意採用這個名稱之後，又談到經費問題。我告訴他，我們已函告陳獨秀先生，請
他為新中央設法籌集經費，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決他們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
開展所需經費愈多，以後將何以為繼等等。這樣，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漢俊間所曾引起的爭
執。他向我解釋，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而中共也應當
坦然接受。對於這一點，我首次向他表示贊成。接著他又說到工作計劃和預算的必要，要求
我回去開一次中央會議商討一下。
我向新中央報告與馬林談話的經過，並以贊成的口吻略加解釋。
李達聽了我的報告之後，對那位桀驁不馴的馬林仍表不滿，對於向馬林提出工作計劃與
預算這一點，他主張須從長考慮，最好等陳獨秀先生來了以後再作決定。周佛海卻支援我的
意見，表示為了迅速展開工作起見，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據大會的意向，接受共產國際的領
導，因而向馬林提出工作計劃和預算也是應有的舉措。李達也並未堅持他的反對意見。於是
決定由我起草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提經下次會議討論決定後，送一份給馬林，
徵求他的同意。
不幾天，勞動組合書記部的組織和工作計劃預算等都由我草擬好了。規定在上海設立總
部，除指導全國工運外，併兼辦上海區的工運工作，創辦一個機關刊物，定名為勞動週刊。
在北京、武漢、廣州、長沙等地設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從事工運的共產黨員
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員都應參加這一項工作，總共預計約三十人須按月領用生活津貼，每人約
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這個機構的全部開支及出版費用等每月約需一千零數十元。
這個計劃提交中央會議討論時，李達又提出了疑問。他認為工作人員按月支領薪金，可
能發生僱傭觀念的流弊。但討論結果，這個計劃還是被採納了，認為可以據此開始工作，不
過暫不作最後決定，將它視為一個試行的草案，等陳獨秀先生返滬後再作最後決定，並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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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