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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但不能與蘇俄政府混為一談。拿中俄關系為例，蘇俄政府的
外交物件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關係，不過這並不表示蘇俄同情和支援中國人民
所不喜歡的北京政府。至於共產國際所要聯絡的物件則是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是中國共產
黨和中國人民自己的事情，蘇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預，而共產國際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上，當
然予以支援。他希望蘇俄政府與共產國際的政策能趨於一致，就中國這個例子看來，那就首
先需要中國有一個革命政府。否則各就其立場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沒有甚麼矛盾的地方。
他又詳談蘇俄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他說明共產國際的起源和成立的經過，指出俄
國共產黨不過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根據國際主義的精神，盡一個支部的義務，享一個支部的
權利。共產國際的一切決議都須經由多數透過才算有效，並不是俄共所能操縱的。不過俄共
在各兄弟黨中，因為是革命獲得勝利的唯一的一個，它的領袖列寧與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極高
的國際聲望，所以事實上它在共產國際具有領導黨的地位。但它決不會濫用它的這種地位，
換句話說，它不會要求共產國際來適合蘇俄的外交政策，也不會強迫其他各國共產黨採取某
種不適合於其本國革命要求的政策，因為這樣做會妨害各國後進黨的發展。而且他認為他的
瞭解是有充分根據的。
這兩個問題確為當時中國共產主義者所十分關心。威金斯基的說法得到我們的普遍贊
許。也許這真是初期共產國際的方針，也許只是他過於天真的說法，我們當時也竟沒有料到
會由此發生甚麼問題，而後來事實上的表現卻完全不是如此簡單。
我們也曾詳細討論到目前中國工人運動的目的。我認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最近目的，應該
是首先組織真正的產業工會，爭取減少工作時間，由現在的十二小時減到十小時乃至八小時；
增加工資，爭取有組織工會的自由，工會有代表工人與資方訂立集體契約的權利等等。他不
滿足於我的這種說法。他認為中國工人主要應從事政治鬥爭，領導農民和一般貧苦人民走上
奪取政權的道路。我卻以為中國工人的覺悟還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在這一點上，我們意見
無法一致。所謂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間關係這一問題，後來一直是中共常常討論，而意見
不能完全一致的問題。
一般說來，威金斯基對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初期活動是表示滿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