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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不夠堅強，正當他們爭論的時候，我闖進了毛澤東的窯洞，毛正在怒罵張
聞天，說張聞天過去在江西反對他的遊擊主張，現在又以書生之見反對他對張學良所持的態
度，張聞天面紅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澤東即向我解釋他那些電文措詞的用意。他表示他與張聞天的想法並無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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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卻在措詞的技巧上發生了歧見。他說明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
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
這時朱德也來了，他打斷了毛的說話，大聲說道，爽爽快快的同張學良說，殺了蔣再講
其他。他說明的大意是，現在是千鈞一髮的時候，應當機立斷，用不著等候莫斯科指示，來
一個先斬後奏。毛聽了朱德的話，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
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裡直接說出來。毛
澤東又帶點教訓的口吻向朱德說：不要想的太簡單和死板，你如何能斷定張學良一定會聽我
們的話，對我們一點疑忌都沒有麼？
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紙張的長電，內容認為三段：
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時日本陰謀所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裡，暗藏著一些
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
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
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
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
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
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
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
一年以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這個電報的
來歷。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
度。蘇外交部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贊成。接著斯大林便親自草擬這個給
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
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
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④
當然，在當時偏僻的保安，我們無法知道像王明所說的那些內情，因而這個電報之來，
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都在沉思，毛澤東更是踱來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分明是張楊
共三角聯盟醞釀而成的，如何能說是日本的陰謀？有的表示長期內戰倒是應該避免；有的表
示如果將蔣釋放了，他將會不顧一切的對付我們；有的表示西安事變如果得不著蘇聯的支援，
那裡會有勝利的希望？毛澤東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
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覆無常嗎？”
就在這種氣氛之中，會議無法繼續下去，我們於是分開，各自去詳加考慮，或者個別研
討，就這樣費了一整晚的時間。我通宵沒睡，花了很多時間與毛密商，我們一致認為如果不
遵從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蘇聯的支援，反而會被國內外各種勢力圍攻，後果是會很嚴
重的。如果照這三點指示進行，張楊共三角聯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破裂，
和平解決以後，蔣氏的報復，將是難免。兩相比較，第一條路是非走不通的，極為顯然；第
二條路雖阻礙重重，也許能找出一線希望。
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們於是在深夜重行齊集在毛的窯洞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