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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辦教育的人，他有一
位太太，兩個孩子，新近又生了一個孩子。他在教育委員會工作，除吃飯以外，一向是不支
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們均在家裡無以果腹。但邊區政府窮得要命，沒有津貼職員家庭
生活的辦法。結果還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員會職員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數的金錢，來暫時津貼
他。
毛澤東也曾說過要是使邊區政府成為國民政府下的一個模範單位，它的設施須作為許多
敵後遊擊根據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南，但他並不瞭解政府機能的範圍和內容，實際上只想使
邊區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裝點門面（這也許是毛氏不能很好統治一個國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
澤東等中共要人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錯誤觀點，大別之為下列各點：一、他們忽略了許多歷
史教訓乃至列寧的遺訓，不將政府機構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換句話說，只
有奪取政權的抱負，沒有好好運用政府機能的知識。二、他們太重視黨的權力，而又不瞭解
黨與政府的正確關係，因而黨部對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於革命實行中養成了許多粗糙
的革命觀念、遊擊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觀念等，無法深刻認識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當時邊區政府的改組可不容緩，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都無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
組成了新的陣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認可下，邊區政府實行改組：張國燾任主席，陝北老
幹部潘自力任秘書長，馬明芳（陝北老幹部）任民政廳長，曹菊如任財政廳長，劉志丹之弟
劉景範任建設廳長，新由國民黨區域來的文藝作家周揚任教育廳長。從這名單中，人們可以
看出陝北色彩加重了，編制則大體仿效國民政府的法規。
改組後的邊區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縣長會議，所有陝北二十二個縣長都參加了。當時
我和我的同僚們，都很注意研究當地實況，但結果一切都茫茫然。原來陝北只存在一些遊擊
區域，毛澤東等到陝北以後，也只掛起了一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招牌，為了解決軍隊的
供應，一切現炒現賣。因此這個素來不平靜的區域，從國民黨到中央，歷來都是一團糟。沒
有人口統計，甚至誰也不知道較真實的人口概數；從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
可靠的成規。因此我們只有縮小範圍，研究一下陝北老百姓的負擔。以前收稅的方法極不一
致，徵收、捐獻都有，貢獻勞力的如替軍人家屬代耕等等也不少。總計起來，一個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佔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強。不待說這個數字是極不精確的，我們就根據這一
數字，草擬收稅的辦法，認為老百姓的負擔不應超過百分之二十二。
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
而來，陝北北面三邊一帶，盛產鴉片，歷來這些鴉片都東向輸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軍人和
地方惡霸以及鴉片煙商人，經營這批買賣。當林伯渠主理財政的時候，曾向這些販運者徵收
過境稅和出口稅，此外中共沒收來的和徵發來的鴉片掃數出口。至於其他商業稅的收入就少
得可憐了。大約在西安事變後邊區政府才在三邊一帶禁種鴉片，而且抗戰爆發後，山西成為
中共的友鄰，怎好意思再把鴉片煙推銷到山西去。邊區的財政收入，因而大減，非急謀補救
不可。
徵收救國公糧法規的制定，便是建立財政基礎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據陝北及其他蘇區以
往徵糧辦法，擬具這個法規草案。詳細規定，我已不能記憶，其要點大概是：凡各農戶收成
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徵；超過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過部分之多寡，用累進法徵收
救國公糧。一個富裕的中農，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約徵收百分之二十，至於地主
富農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徵收額約為百分之四十。獎勵農民按糧價摺合現金繳交，
這樣可以免除農民運送糧食的勞力。各縣職員薪金，如遇現金不足時，則改發糧食。各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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