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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同情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日運
動。國民黨南京政府，亦有可觀的進步，向著中國統一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國民黨勢將奮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幹不可的地步。從這些年輕人的表現看，中國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體可以聯合一致抗日。我對抗日抱樂觀態度，因此，對毛澤東等所給與我的種種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
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制區域大為擴充套件，糧食也就成問
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是前方軍隊供應告緊，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
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蒐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
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穫，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
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
里長徵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裡面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
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忱抗日的青年宣洩，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面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卻在暗中進行和演變。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面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采取協商的形式，反覆討論，
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面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面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
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
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
任政員的張國燾，獲知紅軍主力的行動情況。其次，他利用寶安縣房屋不夠和有些幹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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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調往“抗大”學習的機會，逐漸把總司令屬下的機構、參謀總部和總政治部等人員，併入毛
所直接指揮的軍事委員會。取消總司令部機構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遷到延安的時機來完成
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變成了空頭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
吧。
當時毛澤東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訊機構，已達到封鎖訊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
與莫斯科來往的密電；（二）中共與西安方面的聯絡，諸如與國民黨南京政府人員，張學良、
楊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員的通訊等；（三）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絡，凡一切命令
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澤東一個人包辦。這件事的完成，可以說毛澤東處
心積慮已久，西安事變還未結束的時候，他表現得更加急進，遷往延安的事，又幫助他在技
術上掌握這些控制，
毛澤東利用這些控制，電令軍隊中的幹部，參加“抗大”學習，並大事宣揚，果然大批
幹部要求學習，毛便乘機派進一些親信和監視者。毛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對付我和第四方
面軍，而且同樣對付第二方面軍賀龍、任弼時、蕭克以及正在二方明軍中工作的劉伯承，他
們都或多或少的變為空頭司令。
中共中央遷到延安時，毛澤東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權和軍事指揮權，正在向各軍中伸展其
個人的權力。他又利用這種控制力，來指揮中共黨務的進行，對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