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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檢查。這位副官長來訪我求情，他首先把該師的證件及公文給我看，聲言他所率領的全部
是軍官眷屬，攜帶的也是個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現金難得，各家不免儲藏少數貨品（意即
指鴉片煙土），請求我優待他們免於檢查放行。我問明同來的保衛局人員，這一行人確係軍人
眷屬，攜帶的又是少數貨品，我即應允優待，免於檢查放行。依據法令，鴉片煙土原應沒收，
如今以優待友軍的名義放行了，政治保衛局總覺得失去了一筆可觀的私有財源，因而暗中總
在埋怨我“討好軍閥”。
新成立的建設廳，工作尚無頭緒，任廳長的劉景範雖然有點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當時撥歸建設廳管轄的是一大批生產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劉景範研究了一下，提議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會議。原來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優待紅軍烈士家屬
的；也有一些是由殘廢軍人組織起來的；久而久之參加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屬，有些
也是有相當生產力的人，並有很多已經有生產事業，總計這些社的數目約有一百多個，人數
約三四千（詳細記不清），分佈陝北邊區各地。這些社的經費，完全由邊區政府供給，總支出
為數不少，名之為津貼，即是邊區政府津貼有功人員及殘廢軍人之意。
劉景範主持這個會議，我也曾親自參加，會上決定採取生產節約方針，實施整理。規定
有些社可以成為真正的生產合作社，只需由邊區政府供給一些生產資料，就可以自給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給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貼有些還需要原有的津貼，甚至還要增加一點。
這樣做不僅使這些社都在生產上有出路，而且可以節省大批經費，原則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產節約的總方針。誰知張聞天不問情由竟以中共中央書記的名義下令否決，其理由為：這是
優待烈士的津貼制度，不能以節約的名義加以更改，應維持原狀。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無力干涉邊區政府的工作中，以這次干涉建設廳的事最為荒謬。我當
時曾十分憤怒的說：“這是仇恨我、打擊我、和阻擾邊區政府工作的小人行為。”但我當時也
極力忍耐，因為我已厭惡毛澤東和張聞天的兩面三刀，根本不願同他們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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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們視為同志，並準備自求解脫。
我當時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干擾邊區政府工作本極平常，但對於任何富有責任感的
人，總想做一些份內所應做的工作。現在，對邊區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橫加干擾，當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擊，更有甚於我以上所說的，下文我還會扼要談及。
毛澤東、張聞天不僅干擾邊區政府內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樣扼殺邊區正股的外交活動。
陝北邊區政府，是唯一被外間所承認的一個地方政權機構，到陝北接洽的人員以及外來的公
文，除了少數應由中共中央處理、或由八路軍駐陝北辦事處分別處理外，極大多數都應該由
邊區政府主席、秘書長和秘書處承辦處理。但毛澤東、張聞天的偏窄自私和毫無遠見，使這
項外交工作不僅非常混亂，而且遺誤停滯，並使中共遭受損失。
名以上歸邊區政府秘書處管轄的交際科，事實上卻歸中共中央指導，它的表現顯得神秘
莫測，說穿了它就是直屬中共中央的政治保衛局一個分支機構。這些人處理工作的辦法，總
是從窄隘的特務眼光出發。跟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旨，例如被認為是中共朋友的外來人員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傾軍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熱情的招待（江青當時是不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藝人員之一）。至於其他來訪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數是不得要領而去。
毛澤東、張聞天最怕我利用邊區政府主席的職位來建立對外關係。毛澤東鬥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僅使我在中共黨內不能抬頭，而且利用外力打擊，破壞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譽。
他們向外散佈謠言，誣指我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