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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指責了他們毫無信義，使他們不好等閒視之，故又來一次請我原諒，其實他
們反對我的陰謀，絕不會改變的。當時我若堅持辭職以示抗議，那就當面鬧翻了。我那時還
不願那樣做，因此也不再提辭職的話，當場敷衍了幾句，也就罷了。
在這次談話後，我又同張聞天會見過兩三次，我自然必須要將邊區政府的工作向這位中
央書記報告，可是張聞天擺出他書記的臭架子，蠻不講理的打官腔，有點像惡婆婆折磨媳婦
似的。這種小人的行徑，我雖然有點生氣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說甚麼。當年十一至十二月之
間，我可說受盡了折磨，邊區政府的工作受到嚴重的干擾，一個星期的反張國燾鬥爭以及許
多暗中的麻煩，這些事都是由毛澤東在後面掌舵，而由張聞天在前面喊打喊殺來進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滿十二歲的兒子，都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侮辱。我的太太與我離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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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約六年半，我的兒子在武漢時代和我分手，相別已超過十年，他們於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間先
後來到延安；彼此都經歷艱險，劫後相聚，不僅我們自己愉快，我們的好朋友都深深為我們
祝賀。但竊據了當權的陰謀家，並不肯放過，用打擊我太太和兒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黨員，列名為中共婦女領導幹部，當我從上海到鄂豫皖蘇區，她
留在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機關的機要工作。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屢次遭受破壞，她幸而
逃脫了被捕被殺的危險，最後與中共失去了聯絡。她歷經艱險，方得改名隱藏於上海一間高
級女子助產學校習醫，將近兩年。抗戰爆發後，她才與中共八路軍南京辦事處取得聯絡。她
來到延安，並寫信回湖北棗陽縣家中接兒子來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擔任邊區
政府內工作人員的教育工作和邊區醫院的助產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過一個普通黨員。可
是中共中央組織部，以必須調查她失去黨的聯絡後的經歷為理由，不允恢復她的黨籍。當時
歸隊黨員，大多不需要這種所謂調查，就可恢復黨籍，需要調查者，顯系含有懷疑和不信任
之意，這使我那熱誠和爽直的太太，頗感氣惱。
那時我的兒子小學尚未畢業，延安並無適當的學校可以容納他，因而暫在陝北公學低班
就讀。不久幹部子弟學校成立，他就首先轉入該校。這個小孩子很活躍，喜歡唱歌和表演，
為學校主持人目為難的的童星，參加過幾次兒童表演。有一位文藝工作者，曾因犯重大過失
受過我的處罰，他那時成為張聞天的馬仔。他作弄我的兒子，派他演反對派張慕陶，扮成奇
怪形狀的漢奸樣子。我事先毫無所知，等我走到文藝會場的時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兒子，
毛澤東也正在那裡湊熱鬧，奸笑著說張國燾的兒子扮演張慕陶，再適合不過。我恰恰走過去，
目擊這種情形，就將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牽著他離開會場，一面走一面高聲申斥說：野
蠻、殘忍、禽獸不如。
經過以上我所扼要敘述的那些事情，我沒有與那些陰謀家公開鬧翻，不能不說是忍耐的
奇蹟。我此後再不願同毛澤東、張聞天等會面。十一月間，我就有計劃的將邊區政府主席職
責，推交秘書長代行。任秘書長的潘自力為人很正直，與我共事相處很好，他目擊黨內情況，
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後，感到責任重大，因而不動聲色向中共中央請求調換工作。這個時候，
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築了一排窯洞，大致已經完工，需要搬遷。搬遷的主要用意，是
企圖減少日機轟炸的危險。我雖已消極，但因工作不能停頓，還是如常的照料我所應做的工
作。
十二月間潘自力調走了，原任交際科長的伍修權升任秘書長。伍修權接任之初，特務派
頭十足，藉故把替我收拾辦公室的一個小勤務捕去了。這顯然是對我施的下馬威；他大概企
圖從小勤務口中，訊問出我的“反黨行為”；無異明白表示他是來監視我的。數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