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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和研究程式的總名稱。這種法則和程式，在我國傳統學術裡有一些與它有關的零星名詞，如「考據」、「訓詁」、「由約及博」（演繹）、「由博返約」（歸納）等等，而沒個涵蓋一切的總名稱。
所以「做research」的完整程式，就要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要包括傅斯年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如今時近二十一世紀，胡、傅之說已早嫌不足。在當前的「行為科學」裡，還有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程式。然後再找出，大至宇宙發展，小至社會里的酒色財氣等等執行的「規律」（law or rules）。嚴格的說起來，這一整套的法則和運作的程式，才叫做research。聰明的胡適把這一套簡化成「科學實驗室的方法」；這也就是他宣傳一輩子的現代化的「治學方法」。雖然以偏概全，也不太離譜。
適之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翻閱《大英百科全書》，無意中翻到的。以後就受用了一輩子。
顧頡剛先生說，他學會這套「治學方法」，是看胡適的《水滸傳考證》，看出來的。
郭廷以先生學會這套「方法」，顯然是在清華大學讀研究院時，受了蔣廷黻和羅家倫兩人的影響。羅是清華校長；蔣是歷史系主任。他兩位對郭老師都是最賞識的。蔣是哥大的博士，與胡適一個山門出來的。羅則是胡的學生，謳歌胡適一輩子。
我自己開始學「做research」，則是在大學二年級，上郭廷以老師中國近代史一課，逐漸摸索出來的。那時我已知道這套治學方法和程式叫做「做research」。但是怎樣翻譯成中文呢？我就苦思不得其解了。
原來在比較文化學上，兩種語言的互譯，一般都是具體翻譯易，而抽象翻譯難。例如我國道德觀念裡的「仁」、「義」二字，尤其是「義」這個辭，在英語裡就無法直譯。《三國演義》上說關雲長「義薄雲天」。這個「義薄雲天」簡直就無法翻譯。因為在西方的道德範疇裡，沒有「義」這個概念。因此英文裡就沒有這個同義字了。要把「義薄雲天」這宗漢語道德觀念，譯成英文，你就得嚕嚕囌囌，轉彎抹角，講它一大片了。
research這個西方概念，也沒個漢語同義字，因為我們原先沒這套東西。我學了這套東西，是在郭老師課堂裡摸索出來的。至於怎樣摸索的，那還得從頭說起。
《萬有文庫》沒啥好書
那時是抗戰中期最艱苦的歲月。一九三九年夏季，我在熔全國「流亡學生」於一爐的「國立（第八）中學」畢業。接著參加科舉考試，竟然考進了重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系。戰時中學畢業生參加「全國統考」，能考入頂尖的中央大學，那真比滿清「鄉試」中，考個舉人還要難。
我以一個十九歲來自淪陷區的流亡學生，穿著草鞋短褲，千里步行，翻山涉水，在敵機狂炸聲中，跑到了重慶。頭髮已兩月未剃，初生的小鬍鬚，已在腮上唇邊，四處萌芽。加以經年不知肉味，兩條腿瘦成兩枝泥稀稀的竹竿。那副尊容，今日回思，仍覺可笑。就這樣，我跨入了沙坪壩，那全國青年心目中最崇高尊貴的「國立中央大學」；真是板兒進了大觀園。
那時全國統考，只考「筆試」，未考「口試」。我考入中大時，首先還要在形式上補考個口試。我乃到歷史系辦公室的門外去排隊候試。當那位助教喚我進去時，我看那上面坐著一位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的「教授」。我向這「教授」鞠個躬。他頭也不點一下，只是把手一指，叫我在他公案前的小凳子上坐下。他稍看一下我的檔案，兩眼向我一瞪，問道：
「你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我一下就被問慌了。想不出在中學裡讀過些什麼「書」。只是記得戰前我校有一部嶄新的《萬有文庫》。我們師生愛惜它，借閱時，都用手帕包著看，以免汙染。所以我情急智生說：
「讀過《萬有文庫》。」
「《萬有文庫》？」教授說：「《萬有文庫》裡，沒什麼好書！」
「」我情急智不生，不知如何作答。
「還讀過些什麼？」教授又追問一句。
「還讀過《史記精華錄》。」我恭敬作答。其實那不是在「中學裡讀的」；是在私塾裡讀的。姑且舉出來搪塞一下。教授聞言還是面無表情。
「還有呢？」教授又問一句。
「還讀過《資治通鑑》。」我忽然想起那是在「中學時期」讀的；雖然不是在「中學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