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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海軍史到郡縣考
說做就做。我真的選了個海軍史的題目作期終作業，「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寫了起來。
我在試撰中國海軍史時，遇到很多困難，我想只有郭老師可以指導解決。不幸在當年大陸上受高等教育的舊傳統裡，師生的距離太遠，學生對老師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學」而無「問」。我們自己在做些什麼研究，老師全不知道。我們也不敢告訴他們；更不敢問他們。——十餘年後，我個人教讀海外，我看到外國大學裡，師生融融樂樂、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瞭解到我們舊傳統裡「程門立雪」那一套師生關係，太可恨了。——那是學術界被官僚作風所汙染，不能自拔的結果。我國民主政治搞不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官僚傳統，演化為入黨做官，變成黨僚作風在作祟。
就以胡適之先生來說吧！適之先生在美國和我們這些後輩學生真有說有笑，有問難、有辯論，親如家人。可是我看他後來在南港，卻被他的「秘書」、「副官」、「部下」、「學生」們，「先生」長、「先生」短的捧成個官僚。蔣老總統在「官邸」之內，被內侍稱「先生」而不名。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內，也被他的秘書、副官稱先生而不名——「院長」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書們，捧著個小本子，終日低聲下氣的跟在屁股後面寫「起居注」，把「胡院長」捧成個「蔣總統」。這哪是「胡適」呢？這是對適之老師莫大的侮辱！但是適之先生是位最通情達理之人，最能隨俗。他對「捧」他的人，有時也破格愛護，屈予優容——這是「人情」，而胡適則是個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環境硬要強迫他「做官」，他也可做總統！
後來我在大陸上也參加過若干次學術會議。我看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繩，和我們一道擠大巴士、吃大鍋飯的平民作風，倒頗像「胡適」，令我這位「歸國華僑」，內心肅然起敬。而回到臺灣的胡適，反被副官們捧得不像「胡適」，也真是天大怪事。
話說回頭，那時我雖然未敢去找郭老師，而郭師對我們倒頗為關心。一次我和數學友嬉笑於松林大道之上，忽見老師手拄巨杖自坡頂施施而下。我們趕緊收起笑聲，肅立道旁讓路。老師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說：「唐德剛你那篇文章寫得不錯，嗯。」他說得我好臉紅，無言苦笑以對。老師走了，我們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這要在美國，我們就和老師一齊嘻嘻哈哈了。郭老師本來就很嚴肅，再加上個嚴肅的師生傳統，使我們見到他正如小鬼見閻王一般。他說了一句話就走了。我們立刻開溜，溜著好輕鬆。
郭老師的一句評，當然對我也是個大鼓勵，因為在課堂上，批評其他名作家是習以為常的。海軍史的嘗試是我寫長篇的處女作。其時我與那《海軍整建月刊》的主編通訊頻頻，都是用老腔老氣的文言文寫的，使他把我誤認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係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認為「犯不著」。因此做了一陣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極。
附帶說一句。那時中大二、三年級學生為大後方報刊寫專欄是成筐成簍的，沒啥稀奇。好友龐曾濂（史系三年級）那時竟在重慶《大公報》上寫「星期論文」，鄭士鎔（政治系二年級）我們叫他「鄭狀元」。他以〈三民主義憲政論〉一文，榮膺當時教育部主辦「全國大專學生論文競賽」的首獎。「狀元」是當時陳立夫部長親「點」的。龐、鄭二人那時都享譽全國，文名籍甚；所論也都擲地有聲。——我那點灰溜溜的假教授論文，在沙坪學友中是上不得枱盤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約保密。
龐、鄭兩兄今日皆定居紐約。我們幾位白頭宮男，偶爾相聚，戲談沙坪往事，還是歡笑不絕的。
我那部處女作後來寫得半途而廢。主要的原因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尤其是洋書。第二則是那位主編希望我「倒寫」；我不習慣。那時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戰正烈。主編要我以當前大戰為借鑑，先自「將來」寫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時對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學生和朋友王書君教授，一肩挑起來了。書君近在哥大榮任「訪問學者」，他的兩本有關二次大戰海空戰鉅著，正暢銷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