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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類推，則我國固有文明裡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孔孟之道、四維八德無一不需「現代化」（包括「科學化」、「民主化」）的處理始能適應於次一型態的社會。無一不需經現代化處理而能公之於全人類（世界化）的。因此所謂「西方文明」，非本質優於我「東方文明」也。近三百年來西風之所以能壓倒東風者——包括西方小說之能夠壓倒東方小說者——「固有」與「現代」之別也。近百年來吾人所見之所謂「西方文明」者，「現代文明」也。他們透過這個「現代化程式」。早於我們三百年；而吾人口口聲聲所說之「東方文明」者，仍停滯在「現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諸「現代文明」就相形見絀了。等到東西兩個「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現代化的程式，到那時兩個「現代文明」，截長補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們如果要把全部「中國固有文明」都要加以現代化的處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覺之間分段前進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領導的「戊戌變法」，便是這「分段前進」的「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小段——集中於「政治現代化」的一小段。
從「科技現代化」到「政治現代化」
但是康梁所領導的這一「小段」又是整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哪一段？
曰：從兩千年的中國通史來看，它是第二個「轉型期」中的「第二階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階段」。借用大陸上「文革後」的最新名詞，蓋亦可叫做「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進」、「緩進」二派。急進派以孫文為首。他們搞的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暴力革命，以美為師。緩進派則以康有為為首。他們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和平演變，排除暴力，以英國製為鵠的。——這兩派之同時興起、殊途同歸，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挫敗，清廷喪權辱國的影響。在此之前，這兩派原都寄望於「同治中興」（一八六一～一八七五～一八九四）期間，中興名臣所推動以科技為主。以船、炮、路、礦為內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謂「洋務運動」。
這種早期的「新政」，事實上便是我國「現代化運動」中的「第一階段」；也就是「科技現代化」的階段。再用個最新的名詞，那就叫做「四個現代化」吧！
其實搞這四個現代化的老祖宗還不是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呢！當然更不是鄧小平和陳雲。它的兩位老祖宗卻是林則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和徐繼畲（一七九五～一八七三）兩位總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呼籲改制，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見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版《海國圖志序》）。魏之所謂「夷之長技」者，用句目前的語言來說，那就是「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也就是「科技現代化」，也就是「四個現代化」。——一百四十多年之後，我們搞「洋務」的歷史又「重演」一次罷了。
科技現代化經林徐二公首倡之後，至同治中興，竟成顯學。一時新政雲湧，人才輩出，中興名臣如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陳寶箴、張之洞、劉坤一、盛宣懷等等，把四個現代化實在搞得有聲有色。雖然我們歷史家一直在咒罵昏聵淫逸的慈禧太后，把建海軍、修鐵路（天津到瀋陽）之款數千萬兩，拿去修治頤和園。縱使如此，我們的海軍那時在規模上，還是超過日本的；路礦的資源就更不必談了。自鴉片戰敗（一八四二）之後，我們苦苦的搞「四化」，搞了五十二年之久；縱自「同治中興」算起，也有三十二年，誰知至「甲午中日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役，那些罈罈罐罐，被東洋鬼幾炮就打掉了。
我們甲午戰敗（一八九五），非由於器械之不精也、資源之不廣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們之敗，是敗在顢頇落伍、貪汙無能的政治制度—— 我們的「祖制」，也就是屬於前一型態的老制度。搞「堅船利炮」搞了數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夢初醒。原來沒有個趕上時代的政治制度，則縱有超等的堅船利炮，舊瓶裝新酒，也無濟於事。以古方今，這也是我的小老鄉魏京生先生之所以認為「四個（科技）現代化」之不足恃；他寧願坐牢，也要堅持搞「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的道理。—— 魏京生要改變的，也就是中共的「祖制」。
遠在魏子坐牢的八十多年前，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他們那時所堅持的「變法改制」這個大方向，正和大陸今天的「開放政策」一樣，是歷史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時代精神。除了最無知守舊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