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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一言堂」、「罷黜百家」起家的。凡事要「政治掛帥」、「學術是要為政治服務的」。然則搞政治又所為何來呢？曰：搞政治是維持「黨的領導」、「以黨治國」、「為人民服務」，「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去擁護革命、參加革命和完成革命。完成革命之程式有三大階段，國父曰：「軍政」、「訓政」、「憲政」是也。其實所有主張搞集權政治的語言，都是大同小異的。今文家搞治國、平天下（那時的「天下」就是中國本部）也有三大階段，曰：「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們看來，做學問、寫歷史，都不應該是「為學問而學問」。它們應該是「有所為而為之」。因此什麼「訓詁辭章、考據註疏」，什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都是些「數百年無用之學」（康有為語）。毛主席不也說過嗎，「這是個原則的問題」；「這是個『為誰服務的問題！』」（見《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所以治經書、讀歷史、搞文藝重在明瞭「義理」。 義理既明，寫歷史就應該「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至於歷史事實，縱寫它個「七真三假」（四人幫的教條），又何傷哉？孔子不也說過：「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在」嗎？
今文家們本身既有此意念，他們心目中的祖師爺孔子，也就是這樣的救世濟民、學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純學術」的「先師」了。在今文家的認知中，孔子不只是「刪」詩書、「定」五經的大編輯。他老人家是六經的作者。「六經」（《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選集」和「建國方略」、「建國大綱」。 孔子是要根據這套藍圖去變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綱解紐」了的東周衰世。但是他的孫子不是說他的爺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見《中庸》）？他自己不也說：「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見《論語？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後「因襲」的嗎？「和平演變」的嘛！什麼鳥變法改制呢？今文大師說：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談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時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偽「託」「古」聖先王，來「改」變「制」度啊！夫子是「聖之時者也」。我們怎能以「偽託」小節，來拘泥侷限偉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認為孔子不是搞「無用之學」的迂夫子和「先師」什麼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國救民，終日棲棲遑遑搞行動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說的，他是一位「素王」！「無冕之王」（新聞記者）！
「我們安徽」的「乾嘉之學」
可是這種只注重哲學的「義理」，而藐視史學「真偽」的「今文學」，兩漢以後就失勢了，因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際，以詩文為時尚，經學浸衰。今文學就尤其顯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學本身的學術性，還是有其客觀的價值。宋明之際它那重義理、薄史實的精神內涵。又被宋儒承襲了。只是兩宋的「道學」是受印度思想的影響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學先生」們，特別推崇、（《禮記》中的兩個短篇），注重在個體的「修身養性」和「明心見性」。對「今文家」的「尊素王、張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們對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接近「古文家」、「至聖先師」的主張呢！明代的王（陽明）學雖繼陸（九淵）而非朱（熹），然在中國哲學大宗派上說，程朱、陸王基本上是屬於「理學」這個大範疇的。
時代發展至清初，由於異族入主，文網孳嚴，清初諸儒，再也不敢亂碰什麼華夷之別、君臣之分的義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無斯盛，歷朝「諸夏之君」卻遠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們對滿族的統治也頗能相安。繼續搞其《明夷待訪錄》（清初明遺老黃宗羲所著）一類的學問，冒砍頭之險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諸儒乃摒棄「理學」，而一頭栽入故紙堆，大搞其「漢學」（他們叫做「樸學」）。此風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間而大盛，人才輩出，學風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寧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領風騷之時，盛極一時的「乾嘉之學」，簡直就變成「我們安徽」（胡適口頭語）的「徽學」了。受了老鄉戴震的絕大影響，那位「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青年古文家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時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師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顯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