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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大陸上的東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東遷（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統一列國（前二二一年），七國文明的分別發展，已長達五百五十年。由於各國文字不同、語言各異，再加風土人情、生活習慣也頗有差異；晏子所謂「生於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是也。所以各國雖共有《詩》、《書》、《國語》和諸子百家之學，彼此之間「大同」固有，而「小異」亦多多也。（請參看現代白種人的歐洲諸國之間的異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異」者，不徒文字書法之不同，義理之間亦每有嚴重區分也。如今盡廢各國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專用的「今文」（隸書）改寫之、統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間的區別立刻就暴露出來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後，今古文之爭，本來就呼之欲出了——這一情況，在中世紀歐洲，和東西羅馬的「聖經學」中，也鬧得很厲害。最可笑的莫過於今日的國共兩黨之爭。它們於政爭之外也就逐漸引起「繁體字」、「簡體字」之爭了。餘於大陸上曾聞有「代表代表」的笑話。今日不加澄清，則五百五十年後，「繁文家」勢將解為「代表之代表也」；「簡文家」就要釋為「帶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來也不是請客。你麻煩你的，我麻煩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煩可也。但是麻煩之間要牽涉到政權問題、飯碗問題、砍頭問題，那麼問題就大了。
秦始皇搞「書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於統一後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來個「焚書坑儒」並下「挾書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書，看情節之輕重，就要被「黥為城旦」（臉上刻字、下放勞改）、砍頭，甚至「族誅」。這一下便把東亞大陸，搞回到石器時代。民間要做點學問，就只好靠口述錄音了。
最高到有族誅大罪的「挾書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漢沿秦制，書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這條死罪大法，才被撤銷，它前後延長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後，社會上通用的已全是「簡體字」的「隸書」。禁書之前包括七國古文的「繁體字」，什麼「大篆」、「小篆」和「古文籀書」，便甚少人通曉了。可是書禁既解，則「燔餘之書」（包括始皇燒的和項羽燒的），和匿藏之書（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書」），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勵之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秘書）中也堆滿了斷簡殘篇。為整理這些殘書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簡體字（隸書），所謂以今文讀古文是也。「以今文（隸書）讀古文（篆、籀）」事實上也是一種翻譯工作。不同的譯者作相同的翻譯，其結果往往不同。更何況七國古文，各有其「異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會講「標準國語」，這樣問題就大起來了。——君不見吾友柏楊以「白話」來翻譯「文言」《通鑑》哉？更不見，「通鑑廣場」及眾多媒體，見仁見智者，對柏老之棍棒交加耶？這就是發生在兩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爭」的現代版了。明白了柏楊近年之惱火，則兩千年來今古文之爭，可思過半矣。
從董仲舒、劉歆到黨的領導
兩千年來論今古之爭者無慮數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較深刻的王國維說。志之示不掠美也。這一發生在兩幹多年前的學術爭辯，正如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關「海瑞罷官」的辯論。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綱》裡的辦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門也就罷了。無奈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利祿禽獸。任何有關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為的是入黨做官，有權便有一切也。要奪利，首先就得爭權。這樣便牽涉到兩位關鍵人物，董仲舒和劉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的儒家大政客。他說服了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和國立中央「太學」，而當「太學生」（也就是所謂「博士弟子」）則是入朝為官的終南捷徑。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專治《春秋？公羊傳》，可說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議設立的「太學」，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學；五經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經了。董仲舒這批「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