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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洪、楊極盛時，擁眾數十萬，佔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齊備，儼然一朝廷也，而孫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領導的所謂十次起義，用當前的術語來說，只可說是一種「恐怖主義」，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團體所搞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同小異。就以他和楊衢雲共同領導的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為例，他的原計劃只是以二、三十人攻督署，二三十人攻「旗界」，「任務已完成的隊伍則分頭放火，以壯聲勢」等等。（參見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二六）。孫公何以要搞這希望甚微而犧牲至大的恐怖主義呢？那就是因為他堅信，革命黨只要有個立足點，則全國便會聞風響應（參見孫文於一九〇七年致南洋同志籌款信函，《國父全書》頁四〇一及以後諸篇）。後來果然民軍一佔武昌，而各省響應矣，斯「天父天兄」所不能也。
（21）參考柏楊版《資治通鑑》第二冊，或司馬光原著卷一。
（22）憶三〇年代之初，筆者讀中學時，曾聞一國文老師談北伐故事。他說北伐軍有政治部在街頭貼標語，軍閥孫傳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時為大學生，回憶說：「一看孫傳芳的標語，就知道孫某非垮不可。」十餘年後，筆者竟然也做了中學文史教員，想不到竟發生相同感觸。甚矣，口號之力也。
（23）辛亥革命前之「驅除韃虜」口號，雖甚有力，卻極不公平，葉赫那拉氏，事實上為漢文化中之女主也，與韃虜何干，載湉（光緒）、溥儀（宣統），漢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異族視之。所以這一口號，辛亥一過即煙消雲散。漢民族毫無歧視滿族之遺恨。然此一口號有革命功勳，亦列寧所謂「煽動」與「宣傳」有別也。
（24）辛亥之前，原有「共和」與「君憲」之爭。辛亥之後。縱原保皇黨如康、梁亦不再言君憲。共和迨為國人公認之定製。「洪憲六君子」只是不識時務之書生。
（25）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為保皇黨之主將，然戊戌之後，亦倡共和。其終與孫文仳離者，個人因素遠甚於政治信仰也。
（26）孫日新、楊衢雲於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採「美國模式」。二人相爭之伯理璽天德一職位，即為美國名詞，參見注（14）。一九〇四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之時。美國三權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顯明。孫任行政曰「總理」，即伯理璽天德或總經理也。鄧家彥任司法曰「判事長」，汪兆銘任立法曰「議長」，即是仿美國模式。見《革命文獻》（臺北，黨史會編，一九五八）第二輯頁二～一〇。吳相湘教授也認為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時，入盟書所謂「創立合眾政府」，就是以美利堅合眾國作典範。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一一六。
（27）「國民運動」或譯為「人民運動」（Populist Movement）為十九世紀末葉美國資本主義瘋狂發展時期，備受損害之農工大眾之自衛運動。其指導思想始於亨利？喬治。喬治出身於工農階級，未受很多正式教育，憑一己之觀察與經驗，著《進步與貧困》一書（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單稅法等近乎社會主義的構想，一時風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農組織之「人民黨」（People's Party）出現，儼然當時美國之第三大黨。影響於後來美國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紀末，由於另二大黨亦並採工農政策。加以經濟發展，貧困減少。人民黨乃因黨員漸次為兩大黨吸收而式微，終至消滅。論者因謂美國之社會主義盛於十九世紀之末季至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改良之後，社會主義已成過時貨矣。
（28）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最先顯然是受亨利？喬治之影響。目的是對付都市經濟急速發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擊在五口通商後，上海地價漲出萬倍（見《國父全集》，臺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第一冊頁一四〇），而倫敦尤過之。筆者按：今日臺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華裔富商多半為地產商，據美國新聞界統計，今日華人富商擁資在美金一千萬以上者，香港一地即達兩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為地產商。孫逸仙——青年華僑也，遍遊海外，為救國籌款，往往貧無立錐，當身為同盟會總理之時，猶不得不在華僑餐館打工，以圖一飽，而接觸之富商巨賈則洋錢亂滾，此觸目驚心之現象，使孫氏深服亨利？喬治之言，而有照價納稅、漲價歸公、土地國有、「外國有種單稅法，最為可採」等等之言論。（見民國元年六月在廣東之講演，《國父全集》頁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義」之精義亦見乎此。晚年搞「工農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