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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這個刑事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甚或只是個「吃教」的騙子。但是這個官家捉人的訊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訴到教堂裡去，那些篤信教條、誠實而又偏心的外國牧師們，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壓索人。那時畏洋人如虎的滿清官吏，為自保祿位，息事寧人，多半也就遵命開釋。
那位精通中國語言文字，並曾在說京粵語的華人之間充當方言翻譯的丁韙良，在他的自傳裡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開脫過罪名。這些中國倫理範疇內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護之下，是逃脫了中國法律的制裁，但他卻逃不掉社會輿論的指摘。一旦他那年邁無依的二老，把家事鬧上街頭，則「梁山」下來的英雄，「大刀會」裡的好漢，內外兼修、精通「義和拳」的氣功師，就要仗義、行俠、鋤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為鋤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師，問題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義土」，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這命案變成了國際事件，則本地縣太爺、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總理衙門，就無處躲藏了。中西讀者們，且設身處地的想想，你如是那時處理這件公事的中國縣太爺，你應該怎麼辦？
以上所舉只是當年千百個「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從何說起呢？不幸的是當年的教會中人都是跟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闖入中國內地的，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和社會經濟結構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對他們自己教義的堅持，則半寸不讓。因此對中國官府民間動輒頤指氣使。中國政府對教會過分忍讓，則失信於民；民間組織自行抗拒，在洋人壓力之下，官又指民為匪，妄肆誅戮。如此惡性迴圈，治絲益棼。最後官方威德兩用，剿撫兼施，難免又良莠難分，養癰成患，為無知昏聵者所利用，則義和團之形成也就無可避免了。
一根油條大小的國際交涉
再如咸豐年間影響中美關係極巨的小教案，則起源於美國牧師以發放銅錢，鼓勵市民於禮拜天入教堂做禮拜惹起的。一個銅板對富有的美國牧師，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對流落街頭的廣州貧民，則至少是一根油條的價值。為控制這根油條的佈施，禮拜天的教堂門前就要發生（如今日在美國亞裔社群內所習見的）「幫派鬥爭」（Gang Light）了。青龍白虎兩幫為搶地盤，大打出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連美國教堂也被砸了。
這椿砸教堂打教民的街頭武劇，被洋牧師鬧入衙門，就變成國際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師，後來變成美國駐華使館的翻譯，遞升代辦，終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駕（Pet er Parker；1804～1888）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賠償損失。那時畏伯駕如狼，而討好美國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欽差大臣，非敢不賠也；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惡例一開便不得了也。他們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時的美國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駕豈是等閒之輩？他堅持清方非賠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競成為咸豐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後還不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賠款了事。
這個由於傳教失策引起街頭幫派打架，再由幫派打架殃及教堂，遞升為國際外交癥結的小故事，筆者笨拙，不惜囚頭垢面，自美國檔卷中窮索之，終於水落石出。但是這一類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見而又不願深入的史家的筆下，都變成華人排外反教的例項。
其實，朋友！他們為上帝的一根油條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較阿Q
在這百十件「教案」中，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為排外而排外，為反教而反教的例項，因為「排外族」、「反異教」都屬於基本「人性」（human nature）。各民族之間只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沒有有無的例外。試看摩西的出埃及；基督之上十字架；古羅馬人之屠殺基督徒；中古教廷之焚殺異端；近古之宗教戰爭；回教之崛起與傳播；回教兩派之內戰，血流成河、屍骨堆山，何一而非排外族、反異教耶？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間，還算是儒佛兩教較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餘讀教士書，知彼輩來華之初，多乏託身之所。初期天主堂與基督教堂迨多借地設於佛寺、道觀之內。其神父、牧師講道往往便置十字架於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時，往往便揮杖直指神壇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為胡塗偶像，有罪而無靈基督教原為排他性極強之宗教，對異教之「敵我矛盾」，界限分明。詆辱異端之百辭，均極嚴峻；而傳教士篤信本教真理，亦從不諱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