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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屢曾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意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與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宣告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徹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為中華民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吾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為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曾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尚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為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為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宣告，已改變1月16日宣告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 點，為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為和平之原則，至其條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此為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為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引提議，伏祈採納！汪兆銘，豔。 作品相關 二戰中日對比（轉貼）
抗日戰爭可以說是是一場典型「跨越時代」的遭遇戰，其主要的關鍵，不僅在於雙方武器裝備上的巨大差異，更在於總體國力，舉凡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上的差別。當時的日本，已是一個工業化的軍事強國，無論是社會組織與國民觀念，都已能適應現代化的總體作戰。但是當時的中國，卻仍在落後與農業化生產的社會結構之下，因此難以發揮總體作戰的能力。同時日本對外的作戰力量是團結一致的，中國則有著國、共對立以及各地山頭的分裂問題。 所以，在討論中日雙方的有形戰力對比，雖然可以作出數量化的分析，但是由於其中結構的不同，很難單憑數量化的對比，而得知其中真正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各國的軍事專家，對於中國抗日戰爭能力的評估，與事實的表現，會有非常重大落差的原因所在。只有透過中國軍民所付出的血、淚、犧牲，才能發現真正事實的層面。 20。1 中日雙方總體國力的比較 當時，日本已是二十世紀的軍事強國，有著健全的工業化生產基礎，陸海空軍隊所使用的先進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設計與生產的，日軍又有先進以及完整的軍事組織體系與半世紀以上的徵兵制度，因之日本的軍力，無論是裝備還是人員，都是現代化的作戰結構。而中國還是處在十九世紀的落後國家，主要的軍事觀念還是來自一批前清遺老的領導人物，仍然以複雜的個人關係做為運作的基礎，率領一支近乎文盲的軍隊，剛剛開始知道運用買來的一些二手軍火，國家既沒有工業化的經濟結構來支援戰爭的後勤需要，就連徵兵制度以及全民動員的總體戰，還是完全在摸索的階段。 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入侵中國東北的領土起，中日雙方就處在不斷的對立與危機之中，其中也經過幾次區域性與激烈的戰火衝突，但是中日雙方一直沒有正式的宣戰，中國在近五年又十個月的折衝與忍讓下，被日本佔領了整個東北，一半的內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萬的中國人成為亡國奴。日本在中國的境內，事實上取得全部帝國主義宗主國為所欲為的特權，但是日本對於自己能否取得對抗蘇聯及與美國決戰的戰略優勢，仍然充滿著不確定，因此對華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終於在盧溝橋事變的衝突中失控，迫使中國選擇了最後關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