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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在進行政治會談，松岡似乎是不會離開莫斯科去作這次旅行的。”（《顧維鈞回憶錄》第四卷第七章第十節、第十一節） 鮑格莫洛夫話音未落，《蘇日中立條約》簽字儀式於4月13日在莫斯科舉行。4月15日，《大公報》披露《蘇日中立條約》內容。該條約共四個條款，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物件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顯然是對日本侵略的默許和縱容。與此同時，該報還刊登了兩國《共同宣言》的全文：“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是締結之中立條約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著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於是，在這場狼狽為奸的交易中，蒙古和東北竟成了相互饋贈的供品。難怪斯大體誇松岡是他所見過的“最直率的人”，松岡也信誓旦旦表示要信守協定。所以林語堂在另一封《美國通訊》中極為悲憤地說：《蘇日多約》“用意深長，蓋本蘇聯自己不打勸人相打之八字金言，雖稱之為含惡意之‘友誼條約’亦無不可。”（《大公報》1941年5月9日） 《蘇日中立文約》和《共同宣言》使中國朝野極為震動。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宣告說：“查東北四省及外蒙為中華民國之領土，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於第三國間所為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之任何約定，決不能承認蘇日兩國公佈之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大公報》也發表了題為《蘇日中立條約》的社評，指出其三大危害：第一，蘇聯所謂中立，有利於日本侵略中國並向英美開戰，這與蘇聯過去的立場是背道而馳的。第二，這個條約既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也破壞了1924年簽署的“中蘇協定”。根據這個協定，中國拒絕了日本倡導的防共同盟，這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主要原因。第三，蘇聯無視中國主權，公然承認偽滿漩國的存在，也是對1937年《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背叛。在論及蘇日妥協的影響時，該社評認為蘇聯背信棄義地與日本簽訂所謂中立條約，既“便利了暴日之侵華”，又“便利了暴日的南進”。這就要求國人必須肩負起抗戰到底的職責，也要求英美等友好國家“要積極佈防，準備截擊太平洋上的海盜！” 4月16日，《大公報》又刊登《松岡離莫斯科光景》的通訊，說斯大林為了取媚於日本，一反深居簡出的習慣，專門到車站為松岡送行。斯大林在車站見到松岡後，不僅親切握手，拍肩談笑，合影留念，還依依不捨地登上列車又談了十來分鐘，國際列車因此未能正點發出。這種“向所未有之事”，至今讀來令人作嘔。 相比之下，美國方面的立場和表現卻讓人難忘。4月14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接近記者時說，美國政府的政策不但不會改變，還將密切注視遠東局勢的發展，並繼續援助中國。第二天，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偕宋子文暨美財長摩根韜晉謁羅斯福，會商軍火徂借問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七一八頁），羅斯福當即表示，中國所需要的軍火，已依照前不久的軍火租借法案予以考慮。此外，他已批准將美國現有的若干軍火轉讓中國，並命令製造商趕造新軍火供中國使用。為此，《大公報》於4月7日發表了題為《美國精神》的社評。認為在這機詐相尚、信義凋零、狂濤氾濫、精神墮落的時代，美國始終堅守信約，隨時發出正義的吼聲，對於浴血抗戰的中國人民是最有力的支援。 4月底，有訊息說松岡即將訪問美國，美國務卿赫爾表示不知此事；有關人士說松岡即便要來，也是最不受歡迎的人。5月初，松岡又厚顏無恥地發出資訊，表示願邀請羅斯福訪日。但是赫爾表示，美國並沒有收到日方約請，即使收到，也將予以拒絕。5月23日，赫爾約見胡適時指出：“日美交涉沒有達成任何一項協議；同時更保證‘關於美日和平的任何問題，在沒有事先充分和中國方面商討以前，不會作結論性的交涉。’後來，美國一直恪守這個諾言，而到了最後，中國的意見乃產生了使美國堅持不對日妥協的效果。”（《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一七一九至一七二0頁） 《蘇日中立條約》和《共同宣言》發表後，中國知識界反應十分強烈。尤其是曾經把蘇聯視為“最好友邦”的救國會“七君子”們，更覺得“這個協定實在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於是他們推舉王造時“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是很大的遺憾。”（王造時遺稿：《關於致斯大體大元帥的信》，見《王造時：我的當場答
